美俄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各自打什么“小九九”

再次，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俄之前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俄两国的对抗持续升温，战略武器领域的博弈愈演愈烈，美俄两国都加大了战略武器装备的投入。俄罗斯展示曝光了诸如“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武器。而美国则高调宣布部署W76-2低当量核弹头、测试B61-12核炸弹、制定“量身定做”的核战略等。曾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大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从军备控制的角度看，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美俄两国都有益。条约延长避免了美俄两国陷入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这对经济实力处于弱势一方的俄罗斯而言积极作用明显，美俄核军控条约的存续，也让俄罗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对等，标榜了其大国地位。

此外，美俄之间还可以依托条约的核查机制，了解对方的战略力量发展情况，检查对方军备建设的状况，增加了对对方实力的了解，这对构建战略互信，维护美俄间战略稳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场视察面临一定现实困难，2020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美俄两国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做出了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现场视察的决定，条约的双边磋商委员会会议也被推迟。现场视察是条约执行的关键步骤，美俄两国在延长条约后如何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迅速恢复现场视察或相关机制值得关注。

美国研制的B61-12新型低当量核炸弹。

未来美俄新一轮核军控谈判面临挑战

拜登在竞选时提到，未来会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为基础开展新的军控条约谈判，2026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最终到期，从短期来看，《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缓解了美俄之间围绕军控问题的紧张态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从长期来看，未来美俄进一步开展核军控会面临一定挑战。

美苏两国冷战时期的核军控谈判，围绕的皆是“核重锤”，例如美苏两轮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达成的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Ⅰ）和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其条约内容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别和不同，但是所针对的目标主要还是美/苏俄各自的核弹头数量或是“三位一体”核武库的武器装备，例如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潜射弹道导弹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削减内容和模式，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冷战核军控的思维模式，某种形式上是冷战核军控的延续。

俄罗斯试射“先锋”高超声速导弹。

综上而言，多种非核技术的军事应用会增加国家间安全互动的复杂性，以往只关注核武器数量、运载工具数量等军控模式不再适用于当前复杂的技术环境。未来很长时间，相信不会有哪种武器技术的毁伤能力会超越核武器，核武器依靠其强大的毁伤力和所带来的威慑效力，依然还是大国安全的基石和军事战略的主要支柱。但是，影响核威慑效力、影响国家间核互动的技术要素会越来越多，美俄两国现在对对方军事威胁的关注已经不仅仅聚焦于战略核领域，未来美俄很有可能会将更多类型的武器、更多技术的管控等问题纳入新的核军控对话框架中，以往限制武器数量的军控模式，有可能会转向限制技术能力、限制行为、制定规则的方向。这大大增加了美俄开展更新一轮核军控时双方要讨价还价的“价码”，开展新一轮核军控的复杂性会更高，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条约难度更大。

此外，美俄之间还要面临已经被特朗普破坏的军控残局，中程导弹、导弹防御、地区核扩散问题上，美俄两国能否重回某种条约规则、重新构建某种对话机制，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迹象。

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最终到期前，留给美俄达成新一轮核军控谈判的时间只有5年，两国面临着众多复杂问题的困难挑战，如果美俄不能在未来5年时间内达成某种一致认识，美俄军控的三大支柱:《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已经失效，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再失效,美俄之间再无军控条约的约束，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作为世界核国家的第一梯队，美俄两国开展核军控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缩写NEW-START所直译的那样，在延长条约后，美俄间的军控互动急需新的开始。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