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疑似遭中国人泼墨
【文/观察者网 郭光昊】
日本广播协会（NHK）网站8月19日报道，一名疑似为中国人的男子今天下午在靖国神社内泼墨，涉嫌器物损坏被捕。
（NHK视频截图）
警视厅透露，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点半多，一名男子持装有墨汁的塑料瓶进入靖国神社拜殿后泼洒。部分墨汁被泼洒到神社内被称作“御纹章付白幕”的帷幕上。
（NHK视频截图）
男子被附近安保人员控制，当场以涉嫌器物损坏被捕。被控制的时候，男子还展示了写有汉字的纸张。
日本警方从他随身物品判断其是中国人，目前正调查事情经过及男子动机。
另有现场目击者称，被捕男子大约在60岁左右，被控制后还频频向警察诉说某种主张的样子，之后被警察要求安静。
日本为什么要设立“靖国神社”，二战战犯为什么会进入神社中
众所周知，日本内阁成员和首脑会经常性地参拜靖国神社，或者在每年例行大祭时，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从而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历任首相却对这些不绝于耳的抗议之声熟视无睹，依然肆无忌惮地我行我素，至今已有7位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造成了伤害。
那么，靖国神社对于日本而言，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为什么日本的政治家们会如此热衷于参拜它？
靖国神社的前身名叫“东京招魂社”，修建于1869年。此时的日本刚刚进入明治新政府时期，天皇下令，在东京东都千代田区九段北三丁目修建一所神社，用以祭祀和凭吊那些在国内战争中死去的军队指挥官。1879 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其主要任务是祭祀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为他们“招魂”。
为什么要取名为“靖国”呢？
“靖国”二字源于中国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靖”意为“安定”“平定”。“靖国”就是“安国”，也就是“安邦护国”“镇护国家”之意。
这个名字是由明治天皇钦定的，其本意是为了缅怀先人，祈愿国家的和平与安定。在日本传统文化中，“靖国神社”也就是安邦定国、永事平宁的神社，供奉在这里的“神”，就是为了把日本建成一个和平国家，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
明治初期，日本的其他神社统统归内务省管辖，唯独靖国神社直接归属日本军部。在1887年之后，靖国神社被划归给陆军省和海军省，所需费用也在军费中列支。
凡是死后需要进入神社的灵位，都得经过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严格审查后，将名单呈报给天皇，由天皇最终裁定。不过，死者的灵位是否进入靖国神社，根本不需要通知家属。即便家属反对，军部依然会将其灵位自作主张地强行放入。
那么，靖国神社成立150年来，究竟供奉了哪些人的灵位呢？
靖国神社中安放灵位的地方被称作“灵玺簿奉安殿”。它建于昭和47年，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名为日本战死者的灵位，包括日本国内战争和历史上每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灵位。
其中有明治维新时期的7751人，包括“戊辰战争”“佐贺之乱”中阵亡的将士，还有死于“西南战争”时期的近8000人。但更多的是在此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毙命的军人。
据统计，靖国神社中的灵位，有超过85%来自于二战时期。这其中就包括当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战争罪犯，并遭到审判和处死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如果算上之前就进入了靖国神社的乙级和丙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身份进入神社的灵位就超过了1000人。这些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灵位，在战后被日本右翼分子从东京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长期祭祀和供奉起来。
在靖国神社里，有一个名叫“大东亚战争”的展室，里面供奉的正是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战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照片处于正中最为显眼的位置，山本五十六的塑像专门占据了一个角落，两旁分别放置着一把日本军刀。就连被八路军击毙在太行山的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也赫然在列。
在日本，其灵位要进入靖国神社，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是为天皇尽忠和献身的人。不管其出身贵贱、军衔高低，也不管他生前是否道德沦丧或者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所以，日本人将这些战死者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并非是出于人道，抑或是出于哀悼和纪念，而是为了宣扬军国主义，动员和鼓励日本后人像这些亡魂一样“为天皇尽忠”，为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捐躯，是在准备着下一场侵略战争。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日本人精心包装的靖国神社，主要宣扬的思想不外乎有三点：一是倡导日本人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天皇，甘愿为天皇献出生命。二是要求“士魂商才”，即武士之魂、经商之才全要“忠君爱国”。三是美化“玉碎”精神，宁可战死也不肯投降，这样死后就能进入神社，被后世之人祭祀供奉。
因此，日本内阁和首相才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一方面迎合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需要，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隐瞒和美化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蒙蔽国民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认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继续谋求大国地位。
那么，作为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这些刽子手的灵位又是如何进入到靖国神社的呢？
1948年12月23日零点，东条英机等几人被送上了绞刑架。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些人的尸体在被火化后，其骨灰将抛洒在太平洋上，以免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借尸还魂。但由于美军的一时疏忽，几个战犯的骨灰被人盗了一部分出来，秘密送到了松井石根的老家，交给一位名叫伊丹的农民手里秘藏起来。
1959年，盗取骨灰的人在爱知县幡豆郡将几个战犯的骨灰埋葬，并立碑纪念。1978年10月，在靖国神社举行每年例行的“秋祭”仪式上，日本人把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亡灵，偷偷摸摸地放进了靖国神社。直到次年的4月，日本媒体对此事进行报料后，才引发了全世界的强烈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历史的象征，而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历史如何认识和对待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关乎日本今后的国家走向。
醉驾撞死环卫工获缓刑 工商局干部为何一再被宽待
文 | 令狐卿
8月27日，甘肃陇西县人民法院消息，该院公开宣判原审被告人毛志尧交通肇事再审一案，对醉驾撞死环卫工宋晓玲的县工商局干部毛志尧，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判决书认定，毛志尧积极赔偿获得谅解书，依法可以从宽处罚。此前，检察院曾对他免于处罚，理由之一是“丢工作会影响家庭生活”。
如果不清楚毛志尧撞死环卫工一案的曲折背景，孤立地看陇西县法院的最新判决，一般人可能没什么意见。按照法律条文，交通肇事罪量刑起点在三年以下或拘役，毛志尧赔偿80万元拿到受害者家属谅解书，依法享有量刑从宽优待 ，所以判处缓刑，免受牢狱之苦，从文件上看似乎都没有问题。
但正因为毛志尧一案有着值得细说的历不起推敲，无论是道德上还是量刑上，都有着不能服众的特点。
毛志尧撞死宋晓玲这件事，之所以进入舆论关注，是因为当地纪委的一份警示通报，其中毛志尧作为反面典型，重点放在“醉驾撞死人”，警示干部要警惕杯中物。但这个通报被媒体挖出更关键的信息点：毛志尧在醉驾撞死人后没有判刑，而是免于刑罚，更可以正常地工作上班，也就是说，他在夺走一条人命后，安然无恙。
媒体发现毛志尧一案的“秘密”后，舆论炮轰特权对司法正义的妨碍，当地官方的表态和行动是耐人寻味的。
在回答“免于起诉是否因为公职身份”的提问时，陇西县检察院公诉科一位副科长说，如果判刑，会让毛志尧丢掉工作，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从情与法的角度，还要考虑被告人实际情况”。这个回答等于变相承认，毛志尧的公职身份是他拿到免于刑罚的考虑因素之一。
陇西县纪委副书记今年年初时也回应：考虑到对毛志尧政务处分和党纪处分不太匹配，2018年变更为政务撤职处分。
在舆论压力下，党纪政纪作了跟进处理，陇西县法院又重审此案，所以有了如今这个缓刑判决。
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判决更像是应付舆论的产物，它无非是将80万赔偿金公开化，作为从轻量刑的依据；毛志尧从无罪到缓刑，法律似乎很不情愿地被推着往前挪了一小步，而在罪名上，坐稳了交通肇事的这个轻罪，而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罪。
陇西县对毛志尧一案的法律处理很有“讲究”，但这样处理是不是照顾到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正义，很令人怀疑。网上众多质疑，宋晓玲那条底层劳动者的人命似乎未被正视。最早的时候，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准逮捕决定，陇西县公安局不作补充侦查，而是取保候审；然后，检察官面对媒体，大谈特谈的是“毛志尧会因刑罚丢掉工作”……
毛志尧撞死宋晓玲时，血液中酒精平均含量为268.15㎎/100ml，比80㎎/ml的醉驾基准高出三倍多，对宋晓玲创伤性休克死亡负有全责。毛志尧犯罪了，他理应受到刑事处罚，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却被陇西公检法折腾了这么久，可结果仍叫人郁闷不已。
在毛志尧缓刑上，80万元赔偿获得死者家属谅解书是关键。除了第一季中，公职人员身份导致毛志尧免于刑罚的戏码外，等到了重审的第二季，这个80万元成了焦点。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司法正义是不是被金钱腐蚀了力度？
有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宋晓玲已经死了，不能复生，家属拿到80万元可能是她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能帮家庭解决许多事，所以，以此为量刑从宽的依据是值得肯定的。
这种“肯定”拿钱买命或折算刑期的思路，表面上看是实用主义，但从根本来说，是对现行审判实践的不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不相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可行性，实际上是否认法院在维持法律公平上的诚意与能力——既不会支持刑事案件中民事索赔的诉求，也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帮助受害者一方去获得合法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毛志尧的80万元成了完成一种交易的筹码，或者说对金钱的考量成了平衡司法正义的关键物。法官像是中间商，而不是超越这一交易的人。毛志尧一案，以其公职人员免于刑罚作为起点，历经舆论推动，现在走到了金钱抵换刑期的“终点”，法律的自由裁量权被圆滑地利用，其威信损耗也是代价。
顺便一说，刑事案件中拿出金钱赔偿，换取谅解书，进而在量刑上求取减免，这一潜规则已经成了明规则，如此操作可能导致至少两个恶果：
一是明明应该理直气壮拿到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成了要挟被害者及其家属就范的筹码，不仅加害者一方动用这个“武器”，甚至连检察院、法院也都默认这个操作。以至于在许多恶性杀人案件中，被害者一方如果要严惩凶手，不得不放弃索赔，实践中的法律迫使他们二选一，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与趋势。
二是正如毛志尧一案显露的，犯罪分子有意识地利用金钱赔偿施压被害者一方，也借此扩展斡旋空间，为争取减少刑期、乃至于变更罪名创造有利条件。调解至上的执法思维也许没有错，但却被围绕谅解书的交易行为腐蚀了，司法正义的力度软化，法律的清晰度降低，也都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毛志尧醉驾撞死环卫工的罪责，先是因其公职身份被豁免，现在以金钱赎买被减轻，说明刑法在处理贫富差距悬殊的涉案对象时，出现了无法仅凭公义就能直道而行的公正判决。一些基于经济条件的减免措施可能被滥用，如果量刑执迷于金钱，法律就会被扭曲。司法正义总要冲破这样那样的阻挠，它不该被金钱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