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就地过年的公心善意
一个外国留学生聊到当下中国的春运和就地过年倡议，曾感慨说，中国老百姓太善良、太了不起了，政府一倡议，大家立刻响应，不含糊、无条件地支持战“疫”，过年团聚如此重要的传统习俗都可以调整，怎不让人敬佩？留学生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另一句在去年战“疫”期间流行的名言，也是外国人的评价：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最勇敢的人，无数普通的响应者，保护与响应的互相支撑、互相成就，也许就是中国能在战“疫”等一系列挑战中赢得尊重的制度和文化密码吧。
身边多数人都已经选择就地过年，尤其是年轻人，有的经过挣扎，有的说服了家乡的老人，有的感慨这是个体验异乡年味的机会，有的发誓等疫情好转后好好回家陪老人。张文宏医生近来的一段话，触动了很多就地过年人的心弦，他说：“对于就地过年的同志，我表示非常敬佩。没有谁认为这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看作是为中国人民所作的一次贡献和慈善”。这些贴心的话很快刷遍全网，对看到这段话的人来说，是遗憾后的治愈、释怀、放下，也是一种被理解带来的共鸣，人同此心，原来“想回家过年”很正常，原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贡献。
就地过年，这是种可敬的公心善意。从民众私心来说，谁不想跨越千山万水归乡，每逢佳节倍思亲，且不说团聚是中国人浸入血液的文化信仰，更是不可替代的情感需要。哪怕冒点风险，也想呼应家的召唤。但多数人还是选择就地过年，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为响应战“疫”大局。这就是中国人，一方面是家的团圆召唤，一方面是国的战“疫”倡议，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就地过年于是成为一种国家倡导、国民自觉下的公共选择，家国血浓于水。
向这份公心善意致敬！应该呵护这份全民心意，不辜负大家的付出。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城市都在出台各种措施，以岗留人，以情留人，充分体现了上上下下在就地过年上的互动。就地过年不仅是一种倡议，更是一种公共服务，对城市和乡村都是考验：城市能不能考虑到就地过年的种种难处，前瞻性地做好服务，让异乡人没有后顾之忧和孤独感；对乡村也是一种考验，留守老人、没有盼到亲人归乡的人，能不能过一个不寂寞无遗憾的春节。致敬这份公心善意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热心、爱心、同理心急百姓之所急，让他们觉得这份公共付出受到善待。
尤其要向年轻人致敬！响应就地过年，全民参与，年轻人是主力之一。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他们在这时往往是返乡主力。他们在观念上更能接受就地过年，也更能影响身边人，是他们的选择和支持让就地过年成为潮流。
不仅是行动上支持就地过年，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撑起就地过年公共服务的主力。就地过年不只是简单倡议，这需要城市公共服务的支撑，城乡居民过年是一个庞大的生活系统工程，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数家庭留下来，涉及无数琐碎的服务工作，这意味着很多人的春节要“泡汤”了，特别是社区干部、志愿者、医护人员。以往他们的战场是在春运路上，就地过年的情境下转到了城市中，诸多过年事务，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承诺，都会落到他们的具体工作上。即使就地过年会留下一些遗憾，但起码可以过年，而现在很多人要用服务定义自己的春节，向他们致敬！
继“新春走基层”之后，本报推出“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专栏，记录就地过年，身边那些温暖的故事、那些可敬的服务人员。我们有版面有频道，期待你的故事你的声音。让这个新春那些脚下有泥、心中有火、眼中有光的青春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吉比特决定给「就地过年」的员工发一万元补贴，带薪留守你愿意吗？
文/以撒
最近，全国多地都在倡议放弃返乡、就地过年。对此，部分地区的政府、企业也推出了相关补贴政策。这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义乌的政策，为了留住一百多万外乡人，光是红包就砸了几个亿。
而在企业方面，葡萄君捋了捋，他们的补贴形式主要有这两种：
1. 发钱、发券、发门票、发礼物、发物资，只要发得多，不怕留不住；
2. 旅游、看电影、健身、比赛、组织各种活动，在精神层面抚慰受伤的心灵。
而游戏公司自然也有一些推出奖励方案，比如吉比特-雷霆打算给每个留守过年的正式员工发放税后一万元的奖励。
葡萄君向不少游戏公司的小伙伴打听了风声，发现其他公司大多还没有公布完整的方案，有的公司有一定数额的补贴，有的则安排了额外的探亲假。有人还向葡萄君表示，是时候和行政、老板暗示暗示了。
有人觉得，雷霆-吉比特的做法相当人性化，不过也有人觉得，站在公司的视角来看，如果因为回乡而耽误了工作安排，带来的损失或许会远远超过公司发放的补贴。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愿意为了补贴留在当地吗？
赛博朋克2077 ｜ 暗黑：不朽 ｜ 动物派对采访
我们把公司做死了｜ 专访王一 ｜ 2020版号
天涯明月刀 ｜ 游戏公司转型潮｜ 发行大困局
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
新京报讯（记者 张一川）1月10日，公益组织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上学路上”）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市第一所农民工子女中学蒲公英中学的新址举行。来自五所科研院所六个调研团队的研究报告组成了白皮书的主体。
超9成受访儿童遭受过精神暴力
在此次调查的样本中，北京师范大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介绍，留守儿童占比超过60%，缺父留守儿童和缺双亲留守儿童分别占比32.8%和26.8%。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晓燕介绍，基于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据，研究团队发现调查样本中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为65.1%，有3成和4成的儿童分别遭受过性暴力和忽视。
这是“上学路上”连续第5年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目前我们已经积累有二十七八个省份的调查数据。”“上学路上”秘书长郭熠说。
遭受四重暴力的儿童占比达到13.7%
2019年度的调查中，黄晓燕关注的是儿童遭受暴力的情况。“整体来看，在调查地区，严重暴力的发生率低，但低强度的普通暴力行为仍普遍存在，呈现低强度、高广度的特点。”黄晓燕说。
学者简要介绍研究成果。左一为黄晓燕。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针对3成左右儿童遭受过性暴力，黄晓燕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问卷设计时把“被要求看色情图片”作为一种“视觉性暴力”也纳入了其中，“但这确实是一种性暴力，需要关注。”
报告显示，遭受过二重或三重暴力的儿童占比都超过了3成，遭受过四重暴力的儿童占比也达到13.7%。“在各类型暴力中，躯体—精神型暴力占比最高，表明对孩子的体罚通常伴随着辱骂等情感暴力。”报告称。
遭受暴力可能会对儿童的自尊、抗逆力、情绪力和社交力产生负面影响，但黄晓燕的研究发现，精神暴力、忽视和性暴力却有可能促进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建构。“这是一个比较反常识的数据，但也说得通，”黄晓燕表示，比如长期遭受基于性别的辱骂和忽视，可能使女童的性别意识得以觉醒，“但这只是我的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黄晓燕进一步分析了儿童遭受暴力的原因，发现儿童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家庭照料模式、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工作状况及饮酒状况是儿童遭受暴力的重要预测因素。“我的报告中没有区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因为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黄晓燕说。
其他学者做了有关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情况、心理健康问题等分析报告。学者们发现，在很多学习状态的指标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外出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与父母的程度及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有不同的影响。
“调查都是在‘上学路上’帮扶的学校中展开的，每个学者拿到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数据。”郭熠表示，在抽取样本时，会考虑该地区留守儿童在全国留守儿童中所占的比例，进而确定每个地区抽样的数量。
学者提醒，受抽样所限，此次报告仅能说明受访儿童的情况，不宜做推论全国情况的解读。
留守儿童问题根源上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
2015年起，“上学路上”开始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并持续发布年度白皮书。“我们发起‘上学路上’时，公益界对于留守儿童问题还没有共识。我们经常被‘想象’推动着，‘想象’他们的需求，用‘想象’去勾画公益行动。”“上学路上”发起人刘新宇表示，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研究，以达到公益行动上的“有的放矢”。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起人刘新宇致辞。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作为资助方代表，国际计划首席代表海德·沃斯姆·雅各布在发言中认同刘新宇的意见。他认为这些公益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公益组织“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雅各布表示，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这四十年发展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展的代价，他很高兴看到很多社会力量和角色在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发布会上，著名学者雷颐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留守儿童问题根源上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民”作为一种身份而非职业存在，“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的称呼说明职业变了，但身份并没有变。”雷颐认为，在计划经济中，农民就永远留在土地上，家庭和他留守在一起；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人都是自由流动，家庭都可以带在身边。恰恰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形成了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体制的整体性表现。”
著名学者秦晖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在内的“三留守”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是否拥有在城市中过家庭生活的权利的问题。秦晖称，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也有过类似的问题，男性黑人可以进城打工，但他的家庭却只能留在当地，白人不愿意在城市中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而采取改造、提升黑人家乡的做法，希望借由这种方式达到社会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中，“贫民”们虽然过的是一种低成本的家庭生活，却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医疗权和受教育权。相较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权利保护有所缺位。
秦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要确立一种观念：“人们不仅应该有打工的自由，也应该有过家庭生活的自由。不能把打工者在城里过家庭生活的门槛起的太高。”
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