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整容是个好建议
近年来，整容低龄化趋势越发明显，很多未成年人都在做整容手术，甚至已经形成一股风气，其中的风险却经常被忽略。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建议，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增加相应规定，像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一样禁止美容整形手术，对于违反规定的家长和医疗美容机构进行严惩，让未成年人远离这些风险，更好地健康成长。
对整容的认可与热衷程度，可能与年龄成反比。如今整形美容低龄化愈演愈烈，统计数据甚至显示，医疗美容正成为00后的日常生活趋势，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充分意识到其中风险。低龄整容、盲目整容所引发的“事故”，并不少见。
如果说，由于认知局限和技术发展的制约，整容手术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败风险，那么对未成年人来说，风险显然还要大得多。未成年人的身体尚处于发育状态，五官、身材、骨骼等没有完全定型，过早进行医疗美容手术，一则不利于健康，二则其效果稳定性并没有保障。在过往案例中，许多未成年人都在初次整容之后，又陷入了重复手术、依赖性手术的泥潭。
而另外一个现实是，未成人整容，有些并非是出于自主意愿，更多是父母“代为决定”“洗脑引导”的结果。这就涉及到对未成人身体权的侵犯：未成年还没形成成熟的三观，也没有成型的审美体系，被诱导着跟风整容，是漠视其个体权利的体现。值得警惕的是，如今许多针对低龄群体的整容手术，并不要求未成年人本人的书面确认书，医师也无须直接面向未成人本人进行后果、风险提示。某种意义上，这也促成了家长的一手包办。
立法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非必要的美容整形，这在国外早有先例。而此前，《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也明确规定，不提倡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时至今日，我们迫切要去探讨的是，类似地方版的倡导性法律，有没有必要升格为全国性的强制法？须知，任何法律的调整，都涉及到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立法准备。关于禁止未成年人整容，理应有两个推进路径：一则是道德、权利层面的价值论证，比如说未成年人的身体权、自决权等；再者，则是以社会调研、量化研究所形成的实证支撑，比如说统计全国未成年人整容事故率等。无论如何，整形美容低龄化，都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
性侵未成年人导致怀孕该不该重判？代表建议完善量刑标准
新京报快讯（ 王姝）12日，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谈到了一起抗诉案件：齐某强奸、猥亵多名女童，拒不认罪，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就此案发现的问题，向教育部发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号检察建议。当天下午，黑龙江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谭琳建议，推动解决性侵儿童立案难取证难问题，进一步完善性侵儿童犯罪的量刑标准。
黑龙江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谭琳提出建议。新京报 薛珺/摄
谭琳发言时说，近年来性侵儿童的案件在减少，2013年《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出台后，这类案件得到了有效的打击，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或者反映虽然报案，但是由于证据不够，施害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谭琳提出，现有的立案标准和证据标准不太适宜直接用于性侵儿童的案件，性侵儿童的案件往往具有熟人作案、持续的时间长、方式隐蔽、受害人年幼等特点。尤其在熟人作案的情况下，被害人往往被诱骗、恐吓，不敢告诉父母，不敢报警，也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来获取、保留证据，所以常常面临证据灭失的困境。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谭琳建议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进一步落实2013年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据此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能不能改变现行立案方式，参照拐卖儿童案件”，谭琳说，“就是建立报案即立案的制度，通过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介入推动解决取证难问题，并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的司法程序，建立涉及儿童案件取证的专业人员队伍，或引入性侵害未成年人心理专家证人制度，通过专门的儿童证言采集工作流程，进行一站式取证”。
谭琳还建议，进一步完善性侵儿童犯罪的量刑标准。“性侵儿童案件的当事人及家属普遍认为量刑较轻，不足以惩处和震慑罪犯，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她举例说，前不久一起案件曾引起关注，一名16岁未成年人被继父性侵一年多后怀孕，此案施害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司法机关来看，该起案件的量刑标准已属于“严惩”，因为此类案件一般都被判处3—6年有期徒刑。但是，不少人仍然认为量刑偏轻。
她分析认为，一些导致女童受害程度加深的恶劣情形没有作为加重情节予以认定，也常常引发普遍的舆论关注。目前对于“恶劣情形”的认定，主要是伤残等严重伤害，但是怀孕、导致严重妇科疾病等，算不算严重情节、恶劣情形？她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案例的方式，细化量刑标准，对导致女童怀孕、流产、感染妇科病此类基于性别特点造成的严重身心伤害和深远影响的情节，能够纳入“严重情节”，如此就可以判处施害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死刑。
帕尔默新公司确定为美国军方开发AR/VR作战专用软件系统
（映维网 2019年11月06日）Anduril的创始人有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复刻《钢铁侠》中的史塔克工业的愿望。
现在，这家国防科技公司正努力推进所述的愿景。
Anduril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辛普夫（Brian Schimpf）向Business Insider表示，团队正在为可以将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相结合的头显开发软件，从而提高战场士兵的安全和效能。这种头显头盔可诊断/监测威胁，不同于钢铁侠的“平视显示器”。
Anduril不是第一家尝试将这种科幻技术带到现实世界的厂商，但这家公司有着另一个巨大的优势：创始人帕尔默·拉奇是著名Oculus头显的缔造者。这位年轻的创业者在2014年将公司出售给了Facebook。数年后，拉奇离开这家社交网络巨头并另起炉灶。值得一提的是，Anduril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约瑟夫·陈（Joseph Chen）是Oculus的早期员工和产品负责人。
辛普夫指出：“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登月时刻是这样一个概念：你希望每位士兵，每位指挥官都能够全面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士兵知道完成工作所需的一切，并且能够在一毫秒内以使用它们，以及所需的最关键信息。”
所述的头显可能会告诉用户，特定距离出现了枪战，而他们应该在指定区域寻求掩护。
这家公司指出，他们没有计划生产用于军用级头显的硬件。相反，他们希望构建一款能够从战场收集情报并将其给混合现实头盔的软件。
在2018年，微软击败了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及其主要竞争对手Magic Leap，成功获得了美国陆军的4.8亿美元的混合现实头显合同。微软HoloLens是市场中最先进的头显之一（标价3500美元，但尚未获得广泛采用）。
由于不愿意开发杀人武器，后来有微软员工向公司施加压力并要求其取消合同。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我们不想成为战争的获利者。”然而，尽管高层表示愿意倾听员工意见，但将继续与美国陆军签订合同。
美国陆军合同要求这款基于AI的增强现实头盔可以定位敌对火力，规划路线，甚至实时翻译外语。Anduril的一位女性发言人指出，公司努力的方向与微软不同。这类似于自动驾驶领域的苹果。据报道，这家科技巨头正在开发用于自动驾驶的软件，并且放弃了从零开始制造相关汽车的计划。
Anduril的使命是为美国军方配备地球最先进的技术。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的初创公司主要生产国防工业硬件和软件，并把目光投向谷歌和亚马逊员工不愿意触及的领域。他们已经与国防部属下的六家机构签订了合同，并向其监视系统和无人机歼灭设备。Anduril的融资额已经达到10亿美元。
辛普夫并未透露有关头显产品的时间表，但他将头显描述为“遥远的未来”项目。
他说：“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技术需要首先走向成熟，而这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关键问题。”
这家公司的首个产品是“虚拟”边界墙技术。配置传感器的守望塔使用雷达，摄像头和人工智能将确监控边境。如今，这款软件可以判断是否有人进入监控区域。
Anduril在今年10月展示了一种能够锁定其他无人机并将其驱逐的无人机。辛普夫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军方消除敌机等“持续威胁”。据悉，公司目前已经生产了数百台这样的设备。
不难想象这家公司会利用软件和硬件的某种组合来扫描区域，分析所见并将情报传达给士兵。无人机或哨兵塔可以将视频传输到头显，从而允许士兵感知拐角位置的情况。
头显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我们如何所有这些信息，如何使之易于理解，以及如何正确的信息以便用户做出正确的决定”。辛普夫指出：“对我来说，这正是我们努力解决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