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发现 目前中国最早的丝绸
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织品残片
在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中期的丝绸距今5500年左右，早于距今4000余年的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的丝绸，为当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丝绸。昨日，在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郑州工作站揭牌仪式上，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小玲等公布了这一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载体，丝绸起源一直令世界瞩目。郑小玲说，2015年以来，中国丝绸博物馆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项目，分别在荥阳青台、汪沟、巩义双槐树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开展工作。
赵丰告诉记者，2017年和2019年，该馆科研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酶联免疫等技术对荥阳汪沟遗址瓮棺内提取的碳化织物的纤维材质和组织结构进行鉴定，根据碳化痕迹孔隙和残留纤维的电镜观察，发现绞经织物，纱线较细，是四经绞罗织物碳化后的痕迹。根据酶联免疫检测结果，可以确认绞经织物是丝织品的残存。这与20世纪80年代青台遗址出土的织物属于同类丝织物。郑州市汪沟、青台遗址发现的丝绸和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骨雕家蚕，确切证明了中国古代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家蚕制丝。
“丝绸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特质，我们常说，亚麻古埃及，羊毛古巴比伦，棉花印度，丝绸中国。此次发现对研究中国丝绸文化起源、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有着重要意义。”赵丰高度评价此次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告诉记者，结合仰韶时代的最新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丝绸的起源时间很可能在黄帝时代，丝绸之源在郑州。中国可能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丝蛋白，仰韶文化遗址内出土尖底瓶及部分罐的外表饰有线纹,个别器物底部发现有布痕，说明原始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更早阶段已比较发达。
中国丝绸博物馆党总支副书记、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表示，以新成立的郑州工作站为平台，该基地未来将加强与郑州考古单位及科研基地协作，为探寻中国丝绸文化持续探索新方法。 （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五千多年前的最早丝绸是如何发现的？
中国丝绸博物馆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共同召开了仰韶时代丝绸发现新闻发布会，称 在黄河流域的郑州市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织物，经研究证实，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距今五千多年。
澎湃新闻近日就此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谈丝绸起源和汪沟遗址丝绸发现始末。赵丰表示，丝绸起源于中国，本来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但是2014年在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次世界遗产大会上，有其他国家的官员提出了他们的丝绸比我们国家的要早。国家文物局就提出要求，要把丝绸起源于中国的确实证据拿出来。2015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中国丝绸博物馆与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以“寻找中国丝绸起源”为主题的考古项目。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澎湃新闻：1983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曾出土距今5500年前后的丝绸残痕，证实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丝织品。这次在河南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织物也是距今5300至5500年，应该说并没有将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年代往前推，那么它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哪？
赵丰：第一个当然是丝绸起源的研究。近代中国考古发掘的丝织品最为明确的有三个实例，分别是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蚕茧，是人类利用蚕茧的实证；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1983年河南青台遗址出土瓮棺葬中的丝绸残痕，是黄河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也被认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但是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没有保留下来，这个物证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在距离青台遗址不远的汪沟遗址，又挖出了5000多年前的丝织品实物，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去证实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丝绸的存在，而且用我们的新技术手段也证实新发现的丝织品是家蚕丝。
汪沟遗址出土的碳化丝织品
澎湃新闻：你在论述丝绸起源时，特地把野蚕丝的利用排除在外，仅以家蚕丝绸作为论述对象。为什么要把野蚕丝排除在外？
赵丰：我认为丝绸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节点：一是利用野生桑蚕茧的茧丝织成丝绸；二是驯化野桑蚕成为家蚕；三是为了养蚕而进行桑的人工栽培。这三个节点应该是有先后的，其理论上的层次是先有人类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再有驯化野蚕，再到人工栽培桑树。但其中也有主次，最为关键的是从野桑蚕到家蚕的驯化过程。因为印度历史上很早就有利用野蚕丝生产织物的记载，但几千年后，它们还是野蚕，没有被驯化。所以我一直没有把野蚕丝算作丝绸起源，因为利用野蚕丝只是属于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很小的生产量，跟我们所说的丝绸起源概念不一样。因为只有成功驯化为家蚕之后，蚕才能够成为稳定的、真正的生产材料。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与家蚕的对比图
澎湃新闻：这次的新发现为丝绸起源于中国增添新的证据么？我们能否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
赵丰：说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丝织品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本来丝绸起源于中国，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丝绸是中国的发明，这算是世界上基本的共识。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把我叫去参加会议，要求加强丝路后申遗时代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着重提到了要加强丝绸起源的研究，因为在那次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有其他国家的官员提出了他们的丝绸比我们要早。国家文物局就对我们提出这么个要求，要把丝绸的起源到底是不是中国确实的证据拿出来。
汪沟瓮棺碳化纺织品绞经组织局部放大照片
我在1996年在《东南文化》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叫《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其中主要的观点就是人们怎么会想到用丝绸来做衣服。我认为人们最初想到要驯化利用蚕不是单纯为了多一种衣服的材料。我认为跟蚕的崇拜、跟人们由死向生的丧葬观念有关。自然界蚕的一生，从蚕卵到幼虫到蛹，这个过程就像人的一生。我们现在有比较多的证据证明，当时古人已经从这里得到启发，认为人死后灵魂升天就像蚕蛹化蛾一样，因此，蚕给人的联想跟升天在一起。于是人死的时候是应该用丝绸给他裹起来，丝绸作为一种媒介，沟通天地，引导墓主升天；第二就是蚕吃的桑叶，吃了桑叶最后可以升天，所以桑树林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古人祭祀、求雨、求子基本上都到桑林里面去。并且还从桑树中想象出一种扶桑树，扶桑树就是通天树，是太阳栖息的地方。所以扶桑树经常跟太阳在一起。第三才有人们的养蚕，养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蚕，保护人们升天的通道。
钱山漾遗址出土丝绢残片
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只有中国才有，在印度就没有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所以也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作茧自缚”，出现扶桑树，出现这种原始崇拜，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丝绸才可能从野蚕被驯化到家蚕，丝绸也才能真正的起源。
这一次在瓮棺中发现丝织品佐证了我提出的观点。为什么最早的丝织品会在瓮棺葬中被发现？第一，瓮棺葬埋葬小孩，它用丝绸包裹的实例，这就证实了我们当时说的丝绸跟人的丧葬观念有关，丝绸是作为人死后包裹用的；第二，瓮的外形很像蚕茧的形状，这其中会有不会有一种“作茧自缚”、“破茧升天”这种寓意，把尸体埋在茧子里面，灵魂才能升天，相当于为我的理论增添了一些支撑材料。
河南省荥阳市汪沟遗址出土瓮棺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在郑州开始你们的丝绸探源？
周旸：丝绸探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找起源我们一般都在神话里面找，在史料里面找，但是缺乏考古学实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2015年我们第1次去了郑州的青台村遗址，因为那里曾经在1983年出土过最早的丝绸，距今5500年前后的丝绸。那么我们觉得黄河流域作为丝绸起源是有很大概率的。第一，那个地方在5500年的时候是黄帝聚落的所在地；第二，史料里面记载的黄帝的元妃嫘祖销名养蚕的也是在那一带，我们觉得神话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通过考古学实证，1983年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信心。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蚕蛹。河南博物院 藏
澎湃新闻：郑州荥阳汪沟遗址的丝织品样品具体的发现和鉴定过程是怎样的？
周旸：从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6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申报了国家文物局“寻找中国丝绸起源”为主题的考古项目，学术目标就是寻找丝绸起源。挖掘项目的考古工地就在1983年曾发现过丝绸的青台村，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到了2017年，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技术到了郑州考古研究院，到了青台村，也清理了汪沟遗址的几个瓮棺。汪沟遗址跟青台遗址差不多同时期，相隔也不远，从考古学家的判断来讲，他们应该属于同样的一个文化类型。我们2017年其实非常幸运，汪沟遗址我们清理了两个瓮棺，其实就发现了丝绸，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不仅包括青台，包括汪沟，还包括巩义的双槐树以及工艺的双槐树遗址。那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遗址，最让人惊叹的是它出了一个野猪獠牙雕的一个蚕雕。那个地方又相传是黄帝聚落，然后在那里试了一下没有新发现，到了2019年6月，我们又继续在汪沟开展工作，在5个瓮棺里面发现了4个四个瓮棺里面有纺织品。这次公布的是我们2017年的研究成果，因为2019年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想更深化细化，但是八九不离十，因为我们不停的在扩大取样的范围和取样的数量，也在不停的提升我们的技术，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支持。
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
澎湃新闻：这次是你们首次运用你们馆自主研发的酶联免疫技术在丝织品的鉴定上么？
赵丰：这是我们在科学手段上的一个创新。因为以前丝绸鉴定主要是靠形貌，人类纺织的面料纤维主要有棉、毛、麻、丝，放大来看它的截面都是不一样的，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当你鉴定的材料非常脆弱，一碰就碎的情况下，它的形貌就保存不下来，我们就很难鉴别。这次我们以周旸为主的纤维研究团队用自主研发的酶联免疫技术。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检测能力，扩大了我们检测范围，所以这一次应该说是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青台遗址出土丝织品残片
这次也不能说首次使用，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一点点进步的，最先使用在相对比较容易辨认的东西，比如商周的青铜器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运用是在“南海1号”沉船里面。“南海1号”沉船有一个船仓是空的，里面没有陶瓷器，舱底还是有一点杂质留下来，我们从这个杂质里面就是找到了丝，说明那个舱当时是装丝绸的，所以我们叫这个技术“于无形处寻真迹”。所以我们应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运用到这么早的年代，找到丝绸，这还是第一个案例。
周旸：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残留物已经严重碳化，看上去就像土。以往的技术手段难以实现对碳化纺织品纤维材质的检测。随着酶联免疫技术的不断优化，检测成本的不断降低，我们将在郑州仰韶文化聚落群开展更广泛的样本检测，以期勾勒出这一地区的丝绸起源分布图。
科研人员从瓮棺中取样的现场
澎湃新闻：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更早的丝绸存在？
赵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相信我们继续做下去，这个范围肯定还会扩大，年代还会往前推。
我们将来会把重点一个放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放在南方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它有墓葬，墓葬等级也比较高。所谓“化干戈为玉帛”，玉是通天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玉跟丝之间应该有某种，所以将来我们会在良渚这一块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都是基于考古发掘来做，考古没有新进展，我们就等于说没有事情好做。
平粮台古城遗迹发掘：发现中国最早城市排水系统
平粮台古城遗迹发掘研究的重要成果(文明之声)
核心阅读
古城遗址平面方正规整、内部中轴对称，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平粮台古城遗址是4000年前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实证。古城出土的各类遗存，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河南淮阳，古称陈州，这里有伏羲的太昊陵、孔子的弦歌台，素有“八千年看淮阳”的说法。
平粮台古城遗址位于淮阳县城外东南角，是4000年前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实证。上世纪80年代，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这座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城址，并由此激发了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城市起源与早期文明等问题的讨论。1988年，平粮台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重点保护。2010年以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对其进行系统勘探和调查。从2014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联合组队对平粮台古城遗址开展了连续6年的系统发掘。
平粮台古城遗址成为近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发现。遗址平面方正规整、内部中轴对称，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城门及城内发现的多处陶水管排水设施，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发展了重要线索。作为豫东地区的区域社会中心，平粮台古城出土的各类遗存，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古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人们对古城的印象和标准，不外乎方方正正、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四通八达。这样的“城”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规矩”，也影响了东亚地区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划。
平粮台古城遗址，是这种城市布局的最早实例。系统的考古钻探和数字化记录分析结果显示，平粮台城址平面形状为正方形，基本正向，城内长宽各185米，城内使用面积共计约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宽度，则城址占地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再包括外侧城壕，面积约10万平方米。
不同于4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堆筑的城墙和北方草原地带的石头城，平粮台的城墙是版筑夯土而成。这样的建筑方式就地取材，结构坚固，墙体坚硬，因此自新石器晚期开始，它在中国黄土地带延续使用，不仅是中国历代古城墙的标配技术，也在青铜时代成为宫殿和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要建筑手段。
平粮台城址的南、北、西三面各有一城门，城门位置均居中。上世纪80年代对南城门的考古发掘，揭露了一组布局周正的“门房”基址。南门遗迹由中间近1.7米宽的门道和两侧两座房子基址组成。这两座房子依城墙用土坯原地垒砌建筑，房门相对，两座房子规格一致，都是总面积13—14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的单间土坯建筑。
南城门内外均有路面相通。2019年的发掘中，在城中部发掘居址区时也揭露出一段类似路面的垫土层，为细密的白色细沙土，不同于一般的房屋垫土。根据南城门内外路段和城内新发现的这段路面堆积，可以复原一条贯穿古城南北的道路，其两端分别对应南北城门，位置居中，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中轴”大道。根据几处路面堆积的层位进行分析，可知这条道路从建城之初到古城遗址的最晚阶段延续使用，说明中轴对称的布局在古城使用阶段始终如一。
城内布局以这条南北向中轴路相隔，规划严整。城内东南部的全面揭露，确认了多排东西向布局的高台式排房。最初的房屋在生土上成排统一规划建造。单排房屋从城墙内侧大概20多米处开始，延续60余米，接近中轴线；每排房屋又由3—4组多间房组成，所有单间规模均较为相似。最初规划的排房间距15米左右，室外活动面基本串通相连；每组房屋的门向均朝南，布局规整。
依据整齐规划的聚落布局，考古学家得以从细节到整体，深入分析从一间房所代表的最小社会单元，到一套房背后的“大家庭”，到一排房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最终到多排房共同组成的平粮台古城人群规模和内部结构。
布局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
在平粮台古城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目前发掘显示，平粮台古城的排水系统涵盖城内居址日常排水、城墙排涝和城门通道排水。其中，考古学家最早发现的是南城门“门卫房”通道下的一组陶排水管。这组陶水管和沟渠位于南门门道的路面之下。首先在门道下挖一条城内高城外低并且上宽下窄的沟渠，在沟底铺一条节节相套的陶水管道，其上再并列铺设两条同样规格的陶水管道，形成一个“倒品字形”的管道组合，然后填埋起来，再铺设进出城门的路面。
在南城门东侧的城墙内，也新发现了两组陶排水管道。这两组陶水管均纵向穿过城墙，有先后顺序，并非同时使用。每组排水管道皆有一定坡度，城内高于城外。城内联通有进水沟或洼地，城外通过沟渠排向外侧壕沟。从这两组排水管道和打破南城墙的沟的情况分析，平粮台古城曾受内部水患困扰，如何将城内积水有效排出城外，始终是古城先民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从第二组陶排水管道打破城墙的情况看，这一时期城内很可能出现了内涝，早期铺设的管道堵塞或排水不及，迫不得已将城墙拆毁(或冲毁)一部分用于排水，待水患过后又重新修补城墙缺口，并再次铺设排水管道用于排水。这一动态的筑城、排涝、修补、维护过程，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平粮台龙山时期居民的智慧和生活场景。
为解决城内排水，高土台排房和道路外缘均分布有排水沟。2019年发掘时，还在长排房址靠近中轴线的位置，发现了东西向埋设于房后坡脚下的陶水管道，用的水管规格跟城门及城墙内的管道完全一样。这组东西向的陶水管往西联通一条南北向水沟，而水沟的另一侧就是这座古城的“中轴”大道。
陶质管道，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从平粮台古城开始出现的一项重要发明。这个遗址出土的陶水管，不管是城内还是城门城墙处用的，都是35—45厘米长的直筒形，壁厚和表面拍制纹饰相似，是标准化产品。也因此证明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是统一规划、由社会群体共同完成的公共设施。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中，排水系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这种陶水管道技术在平粮台古城最早出现，从商周沿用到秦汉，甚至在汉长安城还可以看到节节相扣的陶质水管。古今相通，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水资源的管理，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平粮台古城遗址了实例。
距今4200年的车辙痕迹
在南城门内早期道路路面上，还发现了车辙痕迹。车辙宽0.1—0.15米，深0.12米，最明显的一条长达3.3米。其中一组平行车辙间距0.8米，研究认为是双轮车的车辙印迹。该段东西向道路向东延伸并转弯向南，直通南城门。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这些车辙痕迹的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这可能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相比，将我国双轮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作为豫东地区重要的龙山时代区域中心，平粮台城址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要遗物。
南城门附近第二期道路垫土中出土的玉冠饰残片，形状和加工特征，与后石家河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物近似。排房室外堆积中，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龙山时期陶碗，表面刻画有对称的复杂兽面纹，与长江流域的玉器纹饰的结构和表现方式颇为接近。
城址内还发现4具用完整的黄牛进行祭祀的遗迹。黄牛是龙山时代才进入中原的家畜新品种。在平粮台龙山城址的大量发现，对研究起源于西亚地区麦作传统下的黄牛如何融入中原传统的粟黍农业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平粮台古城遗址历时5年的主动发掘项目已顺利完成。未来，考古学家会进一步深入地分析这些年经过科学发掘提取的各类资料和信息。对平粮台古城的系统研究，随着发掘的结束才刚刚开始，平粮台古城的保护展示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古城遗址博物馆(淮阳区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粮台考古工作站均已立项并开始建设，无疑会为将来这个重要古城址的研究和保护坚实的平台。（秦 岭 曹艳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