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新疆强迫劳动，H&M是不是忘了在柬埔寨的血汗工厂
原标题：造谣新疆强迫劳动，H&M是不是忘了在柬埔寨的血汗工厂
【编译/观察者网 李焕宇】一边顺着欧美谣言污蔑新疆，一边又想赚中国人的钱，本周，瑞典H&M（海恩斯莫里斯）集团的丑恶嘴脸着实恶心了中国人一把。
但是，如果说欧美政客污蔑新疆是政治上打压中国的“常规操作”，一家卖服装的，而且中国市场占比还不小的瑞典商家这么急着掺合到政治议题里又是图个啥呢？
查询了H&M的历史记录后发现，原来像它这样享受着服装利润大头的品牌并没有安于赚钱，柬埔寨、越南这样的服装代工大国都曾遭到他们的政治施压。
更令人讽刺的是，这次试图给自己立“关爱劳工权益”人设的H&M，自己却是剥削劳工的好手，从2014年到现在，关于H&M这样的大厂压榨服装工人的报道从来就没有断过。
借口环保，H&M施压柬埔寨、越南
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是不少时尚大牌的生产地，服装业不仅撑起了该国最多的就业人口（80万），同时也是创收的支柱。据《高棉时报》报道，2019年，柬埔寨服装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56.67%，第二名纺织品只占了8.91%。
该国有50多家工厂生产H&M的服装，然而这些工人和工厂主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未来会因为环保议题变得扑朔迷离。
起因是2019年的一场大停电。由于柬埔寨过半电力供应依赖水电，因此供电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据总部设在英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外对话”2020年报道，大停电发生后，为确保电力供应，柬埔寨决定大力发展火电。
全球绿色发展署柬埔寨能源专家布拉德·阿伯特（Bradley Abbott）预测，等到2030年，柬埔寨电力结构中化石燃料占比将达到75%。
结果，外国服装品牌们这时候坐不住了。2020年8月11日，H&M、阿迪达斯、彪马和耐克等在柬埔寨拥有主要生产基地的全球服装公司致信政府，呼吁他们投资可再生能源，并远离燃煤发电。
他们劝柬埔寨：“避免把钱浪费在昂贵且很快就要过时的技术上，要向我们所代表的行业以及类似行业发出信号，表明柬埔寨有明确的长期愿景，留住并发展工业部门，从而更好地满足未来的需求。”
除了这封信，路透社在同年12月18日报道称，H&M表示，出于对“关税、劳工权利和环境的忧虑，尤其是考虑到该国在煤炭方面的巨额投资，在柬埔寨的采购工作问题多多。H&M柬埔寨区经理称：“继续将煤炭当作未来可用能源的国家其投资吸引力可能要减弱。”
柬埔寨的邻国越南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据《日本经济新闻》2020年12月9日报道，包括H&M和耐克在内的时尚品牌向越南政府施压，要求其推进可再生能源采购计划。
这次向越南总理阮春福施压的品牌有29个，他们敦促政府引入直接购电协议（DPPA），从而使这些企业可以跳出越南国家电网的限制，直接向私人电力厂商购买清洁能源。
他们宣称：“如果没有DPPA，越南趋于平稳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无法满足越南工业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H&M等品牌想方设法借清洁能源之名限制柬埔寨、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可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碳排数据远远没法和欧美发达国家——H&M等品牌的所在地和主要市场相比。
根据第三方网站“全球碳图集”的数据，2019年，柬埔寨的碳排放总量是1600万吨，人均排放量1吨；越南总排放量2.48亿吨，人均排放2.6吨；H&M母国瑞典总排放量4300万吨，人均排放4.3吨；H&M最大市场德国总排放量7亿吨，人均排放8.4吨。
H&M在柬埔寨的血汗工厂
让我们再把眼光拉回到H&M的那份声明，它宣称集团关注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所以“我们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
如果只看声明内容，H&M仿佛是一家非常关注自己整套供应链内所有劳工待遇的良心企业。
那真相呢？
众所周知，服装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压低成本，服装巨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工厂搬到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地方，那些代工厂的条件和收入完全没有办法跟享受着利润大头的品牌方相比。
2014、2016两年，挪威节目“血汗工厂” （Sweatshop）派出了几位瑞典时尚博主对H&M的柬埔寨代工厂进行了实地探访，里面恶劣的工作条件令瑞典女孩们震惊，她们住不起体面的住所，也弄不到足够的医疗和教育保障，甚至是食物，她们的工资很难维持生活。
博主们感叹，在挪威人想着如何去实现自身梦想的时候，这些工人们却只能想着怎么活下去。
一位博主在实地探访中哭泣
实际上，关于H&M等时尚巨头的代工厂侵害劳工权利的报道从来就没停过。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援引“人权观察”的报道称，为玛莎百货、Gap、H&M、阿迪达斯和阿玛尼供货的柬埔寨服装厂涉嫌虐待劳工，他们利用短期合同阻止工人维权，还强迫加班、歧视孕妇，一些大的供货商往往会把工作分包给小厂，后者往往会雇佣临时工，从而让工人维权变得更加困难。
2016年，英国零售专业媒体《零售报》（Retal Gazette）援引柬埔寨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Centre for Alliance of labour & Human Rights）的报告称，H&M在柬埔寨的三家“白金供应商”和一家“黄金供应商”都有侵权行为，工人们迟到几分钟就要被减薪，上厕所也受限制，病假严重不足，甚至还会在车间内晕倒。
尽管H&M曾在2013年发布了一项支持公平生活工资的战略，但“白金供应商”支付的工资仍低于行业中位数，“黄金供应商”给出的工资也要低于基本生活工资。
2018年，路透社援引一民间社会团体“洁净服装运动”( Clean Clothes Campaign；CCC)的调查结果称，由于H&M未能兑现其“公平生活工资”的承诺，许多员工不得不靠加班来“维持生存”。
该团体采访了H&M在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度、柬埔寨的6家供应商，发现这些工人里没有人的工资能够满足其家庭的基本需求，许多人超时工作却无法得到适当的报酬，另一些人只有在超时工作的情况下才能拿到最低工资，如果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这属于强迫劳动。
具体而言，柬埔寨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预计基本生活工资的一半，而在印度和土耳其，这一占比还要下降到三分之一。
H&M对此的解释是：所谓生活工资没有统一标准。工资水平应该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通过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间的公平谈判来确定和设定，而不是由西方品牌方。”
在路透社同年的另一份报道中，H&M的全球生产部负责人大卫·萨曼（David Savman）更是理直气壮地称：“在工会和制造商就工资数字达成一致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平的生活工资。”
接着他又把工资问题甩锅给当地政府称，希望工人能坐在谈判桌前，与工厂老板面对面谈，不受政府的影响，因为政府的利益通常在于保持低工资。
H&M关于公平生活工资的提议
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据时尚产业权威媒体WWD今年3月12日援引CCC的调查称，疫情期间，主要服装品牌们取消了约400亿美元的服装订单，直接让工人们做了白工。
结果就是，去年3-5月，大量为国际服装品牌打工的工人们处于欠薪状态，金额有30-50亿之多。涉及的品牌包括H&M、nike、Levis等。
从事劳工维权运动的赛琳（Elizabeth L. Cline）表示，包括nike、H&M、Gap、阿迪达斯在内的许多品牌都在他们和海外代工厂的合同里详细写明了这种情况，这让他们可以随时取消订单，“盗窃”工人们的工资。
一名积极从事劳工维权的人士表示：“时尚品牌的商业模式和全球供应链是建立在极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上的，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服装工人贫困的工资水平。”
抵制新疆棉花惹众怒 背后的BCI组织是什么来头
3月24日，“抵制新疆产品”被曝光后，H&M引发的愤怒持续发酵。据了解，现有下架H&M的电商平台包括：京东、天猫、淘宝、拼多多、唯品会等。
同时，小米应用商店、华为应用商店、vivo手机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等也纷纷下架H&M商场APP。甚至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众点评、美团上也无法搜索到的H&M的有关信息。
中，安踏称：“我们注意到了近日BCI发表的，并对此事严重关切，我们正在启动相关程序，退出该组织。”安踏“一直采购和使用中国棉产区出产的棉花，包括新疆棉，在未来也将继续采购和使用中国棉。”
BCI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据BCI官网信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于2009年注册，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是一家非盈利的国际性会员组织机构，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伦敦设有代表处。会员主要包括棉花种植单位，棉纺织企业和零售品牌。
打着“倡导良好棉花”的口号，恶意造谣污蔑新疆棉花，这个2009年在瑞士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到底有多可耻这份一上来就祭出大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都是不可接受的。”紧跟的是一句赤裸裸的威胁：“如果这种情况被发现，则被认为违反BCI标准，将立即取消或剥夺许可证。”
有意思的是，今年三月，一个名叫“BCI良好棉花”的账号（认证信息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发布文章。明确指出，在新疆“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为什么BCI的官网不取消去年10月那份“暂停”呢？BCI的这番操作，难免让人觉得它很可能是内外两套说辞，为的就是继续糊弄人。
但BCI掺和进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对新疆搞出的所谓“禁止游戏”，让这些企业受到牵连，甚为可耻。
据了解，截至到2020年5月初，BCI的全球会员数达到1953家，并仍在持续增加。
中方调查报告反击“新疆强迫劳动”指责：就业扶贫政策对消除新疆贫困发挥重要作用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西方反华势力近期持续污蔑称“中国政府以减贫计划为幌子，强迫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参与劳动”。对此，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经过现场考察、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于26日发布不预设立场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就业扶贫政策是落实联合国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就业扶贫政策对于消除新疆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所谓西方智库报告的指责不实甚至带有污蔑色彩。
报告开篇就指出，新疆贫困问题突出，减缓贫困刻不容缓，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制约新疆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此外，产业结构内部不平衡、区域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降低，妇女参与生产的自主需求亟待解决，就业困难导致社会贫困蔓延。
调查组首先通过分析新疆居民的收入结构，以及他们所从事行业的产业属性，来考察和确定产业发展在消除贫困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结果显示，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而新疆地区农业发展受限较大，促进农村居民增收难度较大。同时，2014年至2018年，新疆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应增加。新疆农村贫困人口如果到城镇稳定就业，可实现自身稳定脱贫，非贫困人口到城镇就业也可使自身收入水平大幅提升。
3月，调研组对部分在其他省份务工的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青壮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结果显示，事实并不像西方个别智库所说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外出务工，希望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调研组发现，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也与当前中国中东部地区相对较为完善的、能够平等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密切相关。比如，一位疆籍员工向调研组表示，企业给他们工龄6个月以上的夫妻了夫妻房，还与当地政府沟通，为解决员工子女教育问题便利，新疆政府为他们买了保险，与企业一起保障员工的劳工权益。
为了解疆籍务工人员提升收入的意愿是否得到满足，调研组还对疆籍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前后的个人、家庭收入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显示：近70%的疆籍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前以农业为生，多数人原个人月收入不超过1500元，有的甚至不足500元，38%的疆籍务工人员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元。而在外出务工后，84%的疆籍务工人员现月收入达到了3501-5000 元，也有4%现个人月收入达到了5001元以上，而92%家庭年收入达到了3万元以上。
在走访中，调研组发现疆籍务工人员在工厂中与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加班等方面享受同样待遇，在职业发展方面也与其他工人无任何差异。“以前在家乡放一只羊，一年的时间才只能挣到200到300块钱，有些甚至只能赚50块。如果羊养到中途死了连成本都没了。”一位疆籍员工说起以前在老家放羊的经历时表示，“在这里包吃包住，一个月至少能拿到3000多块，还给我们交社保，真的很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