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对臣民拥有着生杀大权，陪伴在皇帝身旁的大臣更是高风险，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一不小心，触怒了皇帝，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刻刻要当心。
宋朝的大臣却是幸运的，综观整个宋朝，大臣被诛杀的情况极少。自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代皇帝，基本上未诛杀过大臣。皇帝认为犯下罪行的大臣，一般就是采用贬官或放逐到偏远地方了事，而未有杀头的。
这都是因为宋太祖时期就立下了“不诛大臣”的誓约。
面相慈善，立下“不诛大臣”誓约的宋太祖“不诛大臣”誓约的来源宋太祖立下的“不诛大臣”的誓约，最早见于建炎元年七月（公元1127年7月）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之中。
曹勋在北宋宣和五年参加廷试，得赐甲科。靖康之变时，与宋徽宗一起被掳至北方，在金朝的燕山府（今天的北京市）得以逃脱。逃脱之前，他见了宋徽宗，徽宗嘱咐了他很多，并在他衣领上写上了给宋高宗的话“可便即真，来救父母”。
回到南宋，见到宋高宗时，曹勋将宋徽宗所交待的话写在《进前十事札子》中上奏给高宗。其中就写到了徽宗所说：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十七年后，也就是公元1144年，曹勋将他被掳北方的见闻整理在《北狩见闻录》一书中，再次收录了徽宗所说的话。
这段话中徽宗提到，宋太祖（艺祖）有一个藏于太庙中的誓约，说的是不得诛杀大臣及言官，违背的话，会带来不祥之事。宋徽宗还将靖康之祸归于宋钦宗诛杀大臣的罪过之上。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宋钦宗因枢密院使童贯不受诏留守东京而南逃，并在逃跑过程中不顾军民死活，而派御史斩杀了他。童贯死有余辜，宋徽宗将靖康之祸归于杀他身上，显然是不妥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童贯被杀和靖康之祸的关系。
宋徽宗
宋太祖的“不诛大臣”的誓约，还见于南宋陆游所写的《避暑漫抄》当中
陆游在《避暑漫抄》提到，这个誓约被宋太祖刻在石碑上，存于太庙之中。宋朝每代皇帝继位之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陪同去查看石碑上的内容。碑上究竟刻的是什么，其他人不得而知。
直到靖康之变时，太庙被破坏，这块碑才得以为人们所看到。上面写了三行誓词，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同时，在《避暑漫抄》中，陆游也写道，曹勋从金人手中逃脱时，宋徽宗特别提到这个誓约。因为，宋高宗并非正常情况下继位，徽宗担心高宗不知道这个誓约的内容，所以特别提醒曹勋回去后要告之宋高宗。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以上两出处，对誓约的内容记述稍有不同：曹勋所说为“不诛大臣”，陆游所记誓碑上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当是转述时言语的差异，但足以证明誓约的真实性。
宋朝“靖康之耻”“不诛大臣”誓约的实践
对于“不诛大臣”的誓约的真实性，历来有不同的认识，据前所述，静笃认为该誓约是确有其事的。再从太祖之后的实践来看，有宋一朝除特殊时期有诛杀大臣、言官的情况外，太祖之后的皇帝都遵循这一誓约，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
在举例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一点，誓约所谓不诛杀的“大臣”，并非指普通的臣子。所谓大臣的说法，按照《辞典》的解释，是担负国家重任的官吏，在宋代应该是指“宰辅大臣”、“两府大臣”等中央直接辅佐皇帝的一类官职。
实际操作中，有宋一代也并非不杀臣子。据史载，仅太祖一朝，就诛杀了臣子八十八人，后面的太宗、真宗等也有诛杀臣子的情况。但这些均为中下级官僚，而没有高级官僚。先来看南宋李焘所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讲的一件事。
宋仁宗庆历三年，面对盗贼群起，高邮的知军晁仲约无能为力。为了平定盗贼，晁仲约想了一个馊主意，让州内的富户出钱财去贿赂盗贼。盗贼得了钱财，就没有在高邮打劫，但却去了别的地方。
朝廷知道这件事情后，极为震怒，枢密使富弼力主杀了晁仲约以正视听。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极力反对，并最终让皇帝免了晁仲约的死罪。富弼对此事极为不满，范仲淹后来悄悄对富弼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范仲淹的意思很明显，自祖宗以来，就不轻易杀大臣，如果你现在轻易地去让皇帝诛杀臣子，开了此先河，那一天，皇帝杀顺了手，我们也难以自保了。
忧民忧君的范仲淹
宋朝的“军”是地方行政单位，知军是军的行政长官，全称叫“全知军州事”，也就是暂时主持这个地方的行政和军队事务，这个职务是由中央派遣朝中大臣担任的。
晁仲约所犯罪行实际上是纵容盗贼，作为朝廷命官，不为民除害，反而资以钱财，无异于助纣为虐了。这样的行为，放在那个朝代，那都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仁宗却免了其死罪。虽说有范仲淹的反对，但显然，仁宗遵循太祖的“不诛大臣”应该是主要原因。再来看神宗时候，出自北宋时期侯延庆《退斋笔录》中的另一件事。
因为陕西地方的用兵失利，神宗很生气，亲自批复要斩一个负主要责任的漕臣。第二天，神宗又问宰相蔡确，这个人斩没斩。蔡确说，我正想说这个事情。神宗很奇怪的问，有什么问题吗？
蔡确说，祖宗以来就没有杀士人（此指大臣）习惯，我们不想这个头由您来开。神宗可能也想到了太祖的誓约，想了很久，问，那要不把他脸上刺字再发配到偏僻的地方。
门下侍郎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还不如杀了他。最后，只好免了这人的死罪。神宗也很生气，“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则在旁边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
从事件中，感觉皇帝宋神宗虽然生气，但还是听了劝。我想，这要是没有太祖的誓约，神宗皇帝怕不会这么好说话吧。
宋神宗
当然，大臣们其实也希望皇帝贯彻这个做法的。这样，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就更大敢一些，至少知道无论如何没有性命之忧。范仲淹讲的避免皇帝“手滑”，以及章惇的话都说明，大臣们是巴不得这样的。
想来，有宋一朝“不诛大臣”的现象，既有皇帝遵从太祖遗训，也有大臣们由下而上的极力维护吧。“不诛大臣”誓约的积极作用
如开头所言，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所以历代大臣们在皇权面前，都是战战兢兢，担心那一句话，那一件事让皇帝不高兴了，惹来杀身之祸。
而宋朝也因了这个誓约，皇帝与大臣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和谐而又开明的政治氛围，有利于皇帝更好的笼络士大夫，稳定整个官僚体系。
这样，大臣们不再担心因参政、议政而有性命之忧，其政治和个人尊严得到了保障，更有利于其发挥主人翁意识，积极的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