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戴伟华曾在《唐代幕府与文学》中指出:“幕府之幕就是帐幕，古代将军出征时，以随地驻屯的营幕为办公之所，这个军事指挥部就叫幕府。幕府有武将，也有文官，故幕府一开，文士们便纷纷涌入。他们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救世济民的理想;有的是为了以此为仕进的阶梯; 还有的是为了生计而奔走。尽管目的不同，想法不一，幕府的生活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情况确实如其所言。科举之外，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很多，入幕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少士子，都有过任职幕府的体验，李白、杜甫、王维、王翰、高适、岑参、元结等都曾在幕府生活过。
中唐以后，入幕更是许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经历。幕府的生活不但影响了文士们的前途，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态度，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本文仅以盛唐诗人高适为例，浅谈入河西哥舒翰幕府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高适入河西幕府之时间与因由
“河西”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自此河西正式归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河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和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高适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旧唐书》《新唐书》本传都有记载。但关于入幕时间，两书均未说明。学者对此说法不一。对于诗人入幕时间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对其在幕府期间诗歌创作的统计，是高适河西之行及其诗作研究的基础。那么，高适究竟何时赴西，入哥舒翰幕府的呢? 不妨以诗为证。
高适有《奉寄平原颜太守》诗，诗中平原守指颜真卿。天宝十二载，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天宝秋，高适于河西幕府作此诗遥寄颜真卿，表达敬佩与思念之情。诗末四句，说自己从戎河西，客居天涯，已三次目睹鸿雁南飞。言外之意，诗人在河西已经三年了。以此逆推，诗人入河西幕府的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另，诗人有《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一诗，诗乃赴河西幕府途中所作。诗人当时眺望洪河及其周围，视线由近及远，从低到高，看到乍起的秋风吹动着白蒿，密布的乌云增添了边地苦寒，连绵的积雪使群山愈显高峻。所云种种正是秋冬之时序，而如此风光也惟在西北边塞方能领略。据此可以判定，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是天宝十一载秋冬之际。
盛唐广设边防重镇，要者有河东、河西、范阳、剑南、平卢、北庭、安西、朔方、陇右及岭南五府经略使。以地域而言，除北庭、安西和河西三镇外，其余边镇与中原地区相连或接近。高适何以舍近求远赴河西入哥舒翰幕府呢?
原因有二：
一则和天宝后期河西的战略地位有关。唐朝于开元年间实力极速加强，出现所谓开元之治的空前盛况。当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的吐蕃，他们对河陇地区的抢夺成为唐与吐蕃间军事斗争的焦点，唐朝把精兵强将驻扎于河陇一带，来防御、抵抗吐蕃统治者的寇掠。故而河西成为当时文人入幕之所，那里有着更多仕进与报国的机会等待他们。二则与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对文士的倚重有关。开元、天宝中，吐蕃的强大使河陇地区出现一批戍边猛将，他们浴血沙场，因功封赏。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成为杰出代表。高适入幕之因，与哥舒翰对人才的渴求和重用有关。
高适执意入幕河西，除上述客观原因外，还与其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高适成长于官宦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高适的性格不似大多文人那般柔弱谨慎，而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可以说，高适身上兼具文气和豪气，从文化修养而言，他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而从性格气质来看，他又与儒家传统知识分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种豪迈英气，这既是时代所赋予的，又是家庭所影响的。只不过前两次出塞均未能实现诗人的理想和抱负，入幕河西成为诗人最后且唯一的机会。
高适入幕河西，也为稻粱而谋。唐代实行科举制，以才学选拔人才，故达官身亡以后，其子孙便失去荫覆，其家庭多至贫寒。高适一族亦逐渐衰败，至诗人时已完全破落了。所以诗人当时迫切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存问题。公元 749 年，高适入京应试，举有道科，虽仅授从九品上的封丘尉一职，与诗人的鸿鹄之志相去甚远，但为了生计诗人还是接受了这一卑位。只是诗人发现官场的拜迎虚伪，鞭挞百姓与其性格完全相悖，低微的职务亦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到任后不久便愤然解印而去，其生活再次陷入困境。所以，对诗人来说，入幕河西不仅是完成人生夙愿的绝好时机，还是摆脱生活境遇的一条途径。
高适在河西幕府期间，亲眼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唐与吐蕃间的数次战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戎边塞，立功扬名的政治理想。然而作为文人，高适的收获仍在文学创作上。三年时间内，诗人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为内容，写下二十五首作品，再一次获得了边塞诗创作的丰收。这一时期既是高适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边塞诗创作的结束。安史之乱爆发，诗人离开河西，从此再未涉足边塞，亦无边塞诗问世。事实证明，入幕河西不但使高适诗歌的题材愈加广阔，艺术更趋成熟，写下如《九曲词》等脍炙人口的边塞名篇，而且幕府的特殊经历和诗人境遇、情绪之不同使其创作风格与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高适诗歌创作风格的转换: 由“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
高适诗歌创作的风格，学者惯以“慷慨悲壮”加以概括形容。诚然，作为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高适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方面，远超同一时代的诸多诗人，应际而生的建立不朽功业的昂扬意志，和直面惨淡现实的悲慨相融合，令高适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慷慨而悲壮的美。但这有些窥一斑而未见全豹之嫌，未免有点以偏概全。
仔细考察高适入幕河西后创作的诗歌，就会明显地体会出这些诗作大多散发出一股昂扬明朗的气息，洋溢着一种欢快轻松的情调，由原来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其中一些写景诗更表现出一种“冲淡”之气，同以往边塞诗所呈现出的悲壮苍凉，苦闷沉重产生一种明显对比。诗歌创作风格的转换，寻其根源，在于诗人前后出塞之情绪、境遇不同。高适一生曾三次出塞，前两次是东北，最后一次是河西，我们称之为前后期。
高适初次以布衣身份出塞，再次以县尉职务出塞，基本上有着相同境遇，即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故抒写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的悲苦，成为前两次边塞诗歌所表现的主题与目的。入河西幕府，高适的处境和心绪则大有不同。诗人年过半百，达成了从军边塞的夙愿，深得幕主哥舒翰的赏识，其心情自然是爽朗欢乐的。诗人以其笔抒其情，故创作出的作品高昂豪迈，有别于昔。
高适后期诗风之变，突出表现在反映唐蕃战争的诗作中。高适入河西幕府时期，恰为唐蕃之 、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流畅优美的语言，记录了其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唐蕃间的战和关系。较为突出的，是反映唐蕃争夺黄河九曲之地的一系列佳作。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像以往反映边塞战争的诗那样暗淡伤感，悲壮苍凉，而表现得比较欢快明朗，高昂豪迈。浅层而言，诗是对幕主哥舒翰的赞赏和对战后百姓生活的描绘。
实际上，通过对骁勇猛将与太平盛世的热烈歌颂，反映诗人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高适对于吐蕃统治者的狼子野心，看得十分透彻明白，认为其欲壑难填，永无止境。所以他反对一味妥协退让，反对和亲，在《塞上》诗中直言“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 和亲非远图。”主张坚决抵抗，指出和亲仅是一种迂回矛盾的手段，而不是争取太平的明智之举。
三、高适诗歌创作审美情趣的转换: 从“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
众所周知，高适的诗多反映社会，很少书写自然，也就是说高适的审美情趣在社会生活而不在自然山水。作为诗人，高适并非不钟爱大自然，也不是不能领略和书写自然山水之美。而是一切的景语都是情语的外在表现。以诗为例，纯粹写景之作是难以见到的，诗内美景，往往融合着诗人的情志，表现着诗人的思想，即所谓情与景在诗歌中互相交融，浑然一体。
如前所述，入幕河西前，高适官途不顺，生活窘迫，虽两次北上出塞，但负担沉重，情绪低落，根本没有心思欣赏塞外风光，书写吟咏。故很少创作描写边塞风光的写景诗。入幕河西后，诗人的仕途生涯发生了重要转变，得到幕主哥舒翰的赏识，并委以掌书记的重任。加之，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屡屡告捷，洗雪前耻，诗人的情绪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闲暇之际，诗人或独自，或约友，前往周边登山游湖，聚会欢乐，写下了颇多书写边塞自然风光的写景记游佳品。其诗歌创作的审美情趣开始从“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
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诗序，凉州，唐属陇右道，治所在姑臧县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客观地说，这里既有着边塞共有的偏远苦寒之象，又有着黄河之水孕育出的独特自然风光。可惜在那“车辚辚，马萧萧”的古代绝大多数诗人没有来过凉州，他们往往根据想象和传闻，误认为凉州是一片春风不度，荒凉寂寞的黄沙野地。只有那些身临其境的诗人，方能真实地描绘凉州，也只有他们最具有历史的发言权。高适便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苏轼评价王维诗说诗中有画，高适的写景诗同样如诗如画，意境清幽，美不胜收。这怎能让人相信诗人当时是在边地要塞凉州，其与同代诗人柳中庸《凉州曲》所说“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之凉州实有天上人间之别！
入幕河西后，高适写景诗的艺术技巧也发生了变化，愈加成熟与高妙。如《入昌松东界山行》一诗“石激水流处，天寒松色间。”以流水之动，反衬山林的清幽寂静。其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与《过香积寺》颈联“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颇为相似。清赵殿成曾对王维这两句诗作过评论，认为其“咽”和“冷”两字用得相当好，前者绘出幽静之状，后者画出深僻之景，是全诗的诗眼。他给予此诗很高评价，但未论及高适之诗。清陈铁民在《高适岑参诗选评》一书中则对王维和高适之诗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诗眼的提炼上而言，高适诗的确不如王维诗，但就经过打磨锤炼后又回归自然平淡上，高适诗比起王维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一针见血，十分客观。这一时期，高适叙述事件、记载出行及抒发情感大都会有景色描绘。
《武威作二首》其一写诗人登高远眺之所见，高峰入云，晴空万里，辽阔无边。《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桥迴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七级凌太清，千崖列苍翠。”等句以白描手法，写登高远眺，见七级宝塔深入云霄，周围群山草木茂盛。《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一诗写从佛塔窗中看到天高地阔，听闻战鼓声声。放眼望去，地处西陲，万里天寒。这些诗写景真实，情感充沛，若非亲眼所见和亲身所感是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它们恰好证明了叶燮《原诗》所谓高适诗“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观点之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