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是人生中的乐事。乡土之情是人心中最难割舍的一部分，正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于长期远离家乡的人来说，同乡有时更胜过知己，一份乡愁足以超越万物。所以，在中国古代，同乡这个词不仅是形容一种关系，更是一份感情的联系。在政坛，这种联系也和政治权力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汉代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也逐渐形成了官场中的同乡文化，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以籍贯地区为标识的政治集团，而不同地域的政治集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刘姓皇朝诞生了官场的特殊文化
浅谈汉代的地域性政治集团
西汉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草创阶段，在这一时期政坛中也涌现出了好几个有代表性的政治集团。首先就是追随高祖起兵的丰沛军功集团，这一集团中全部是出身于沛县的元从重臣。当中有萧何、曹参、卢绾、樊哙、周勃、夏侯婴等，他们都是从沛县起兵就跟随在高祖身边。其余的比如张良、陈平、郦食其等人由于是后来跟随刘邦起事的，虽然也立有大功，封侯赐爵，不过和沛县集团也有心结。比如张良在建国后主动就退出了政坛，没有担任过政府实职。陈平一直跟随在刘邦身边但依旧战战兢兢，刘邦临终让他军中斩樊哙，他出于畏惧吕后和沛县集团的考量，私自就放了樊哙一马，这也是陈平的明哲保身之计。郦食其更是如此，他出使齐国说服齐王投降。但是最后被韩信出卖，韩信不顾郦食其的性命，为了抢功悍然进攻齐国，致使齐王烹杀了郦食其泄愤。但是当时韩信的军中还有许多沛县出身的重要将领，例如曹参，据《史记》记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
不过，就是因为郦食其并非是沛县出身，与他们并无私谊。所以，曹参也没有制止韩信的行为，致使郦食其身死。按照李开元先生军功受益阶层的分析，沛县出身的列侯在整个西汉初年的社会上层中也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汉高祖的手下涌现了沛县集团
西汉中期，河东政治集团开始在政坛上显露头角。武帝早期任用的酷吏郅都、义纵等都是河东人。不过河东集团发迹最重要的契机还是卫子夫得宠于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先后在对匈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卫氏和霍氏家族都是河东人，随着他们的发迹也有一大批的河东籍贯官员被提拔赏识。最典型的就是霍光秉政时期，当时河东地区治安不好，霍光就安排自己的属官田延年为河东太守。在这期间，田延年选拔了尹翁归、闳孺等人出任河东郡督邮，“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
后来尹翁归执掌京畿三辅中的右扶风，以精明干练著称。与河东集团同时期还有京兆集团。当时也有许多能臣干吏出身于京兆地区，硃博、陈遵、苏建等都是出身京兆的高官，而张汤、张安世父子则是京兆出身的最高级官吏。
霍光是河东集团的代表
东汉时期，由于各地的世家大族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是与西汉相对的就是南阳帝乡集团。虽然刘秀本人早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是后期他定鼎天下的过程中还是依靠了很多的文臣武将。“云台二十八将”就是当中的优秀代表，当中地域性非常明显。刘秀的故乡南阳郡出身的大将最多，邓禹、吴汉、贾复、岑彭、朱祐、马武、刘隆、马成、陈俊、杜茂、任光等十一人都是南阳人，占据了几乎近一半的份额。而且与西汉不同，南阳郡出身的官员在东汉时期一直都是政坛上的主流势力。比如后来掌握政权的邓鸷、何进都是南阳郡出身。此外，颍川地区出身的大将也有七席之多，其他的世家大族同样在朝廷之中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出于行文方便，笔者不将其列入在内。由此看来，两汉时期的确以开国君主的龙兴帝乡为代表形成了以地域为标识的政治集团，同时这样的行为是有意为之，意味着在汉代，同乡文化实际上已经出现。
刘秀与南阳集团关系密切
汉代为何会出现“同乡文化”
两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实际上很不成熟，外戚政治贯穿了整个汉代的发展。但是外戚终究是少数分子，很少有外戚可以做到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子孙毕侯，轮番执政”的情况。所以外戚自身也需要在朝廷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力量，像霍光就把眼光投向了自己的同乡子弟当中。而且，两汉时期政治极为动荡，可以说的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此举也有抱团取暖的意思。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同乡文化呢？
首先，汉代是秦代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流动性就会大大降低，百姓需要被固定在土地上进行生产，同时国家也是依靠土地和户籍征收赋税与徭役。所以，同乡之间就会有很深刻的情谊存在。汉代还会经常举行团体性的聚餐，这也是沿袭自秦代的风俗。村民会聚在一起，分享由国家下发的牛酒，这样的活动对于增加邻里同乡之间的亲情也有很好的作用。像西汉的元从功臣集团中，很多都与刘邦有旧日交情，比如卢绾、樊哙都是刘邦的至交好友。在政治环境下，同乡会比普通的同僚有更深厚的熟悉性，自然也会更加亲近。也就是所谓的“人不亲水亲”，同乡官员之间相互关照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衣带水的同乡情
第二，西汉采取了抑制豪强的迁徙政策，将原本关东地区的豪强迁居到京畿附近，这些人由于拥有钱财，所以也在京畿附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就是京畿地区也涌现了地区性政治集团的最重要原因。而且，相对于普通郡县，侯国当中更容易培养出优秀人才。比如平阳县就是平阳侯曹参的封地，也是后来平阳公主的汤沐邑。因为县侯也可以在一县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拉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会出现像卫氏家族这样的群体，从而成为新贵。
第三，同乡的关系更容易获得最高统治集团的信任。刘邦和刘秀都选择了自己的同乡作为组成自己政府内部的核心班底，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信任。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由于同乡的的这一层特殊身份，元从功臣会获得更高的资历。而且与皇帝的接触时间最长，所养成的信任也最为深厚。比如刘邦当政时期所诛杀的异姓王都是跟随他比较短的人，最长者当属韩信，但也是在刘邦成为汉王之后。所以，他们最先成为了皇权之下的牺牲品。而与刘邦关系亲厚的卢绾，几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战功，但也能进而封王。由此可见在各项政治制度还不是非常完善的汉代时期，皇帝的信任还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汉代同乡文化的核心，只要赢得了皇帝的信任，青云直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邓禹是南阳集团的代表
同乡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的初创期就诞生的“同乡文化”对于后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强的影响作用。自汉代之后，唐代出现了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朝政。它就是典型的地域性政治集团，当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以“同乡文化”这种特殊的政坛文化而联系到一起的。各个贵族大姓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最核心的基础就是因为形成发展的距离较近，都属于“同乡”的范畴。而到了明代，更是出现了淮西武将集团和江浙文官集团，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同乡文化。一衣带水之下实际上是政治力量的角力与再平衡。而到了清代，官场中同乡、同窗、同科、同年都成为了拉近关系，抱团取暖的联系纽带。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官场文化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政治文明史，与中国的发展前进并行。所发挥的作用有利有弊，但不可置疑的是这种特殊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云台二十八将
综上所述，汉代形成了以地域为标志特征的政治集团，继而发展出了一衣带水的“同乡文化”。这种官场文化是由于汉代特殊的政治运作模式和两代开国之君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既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地缘情感的自然属性，也体现了官场中党同伐异的残酷表征。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前进历史中，既有同心勠力谋发展的政治集团，也有排斥异己谋私利的官僚党争。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对于中华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