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四大阶层，称之为“四民”，而“重农抑商”一直是各朝代统治阶级的主要政策，社会文化也一直存在着轻商、贱商的传统。甚至在宋朝以前，商人子弟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四民当中是最受到歧视的一个阶层。
不过，从明朝开始，商人的地位便开始慢慢地有所提升，从而不再受到歧视。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天涯织女》剧照一 、明朝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明朝时期商业经济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专业化城镇的出现和商帮的崛起。
明代，随着“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的成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增，尤其是江南地区。
自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的技艺从福建传至她的家乡江南一带，棉纺织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江浙地区迅速成为了棉花和棉布收购贩卖的专业化城镇，同时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布号商人。至今我们在许多史册上还能看到许多著名的江浙布商。比如，《木棉谱》的作者“褚华”在书中自述，他们褚家六代，当时在江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布号收购棉布，曾经“富甲一邑”。
不过，明代时期最出名的商帮不是江浙的布商，而是晋商和徽商。
1570年（隆庆四年），与明朝长期处于对峙的蒙古政权内部起了内讧，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那汉吉率领手下投奔了明朝政府，这样一来，边关的军事情形就轻松了很多。但是，当时朝廷上许多官员提出杀死那汉吉，然后趁机攻打蒙古，从而征服蒙古。
时任宣大总督（同时也是晋商集团的实际领袖）的“王崇古”向朝廷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等八件事情，建议开放边关贸易。诏令在朝廷上进行了议论，称“朝贡八议”。
《张居正》剧照
王崇古的建议受到了他的外甥，时任内阁大臣的张四维，和当朝的首辅大人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贡八议”获得了准许。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宣布开放北方的边市，从长沿线的张家口到山西的大同一带，一共设了13个贸易市场。不久又陆续开放了辽东地区与女真人的“东马市”，还有在西域地区与西番人的“西茶市”。
从此，历时三百多年的汉蒙之争彻底平息，而且，这种和平状态一直维持到了清朝末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王崇古的这次和议政策“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开放边关贸易的政策，是明朝国际政策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
从此，晋商相继逐渐进入了粮食业、茶业、棉布业、畜牧贩卖业等行业，一举成为了明朝时期最重要、经济最活跃的边关贸易经营者。明代的著名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也就是说，最富裕的，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则是晋商。
明代中期，到了嘉靖以后，明太宗朱元璋建国时所规定的：“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
《新安家族》剧照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赚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明代的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他的《四友斋丛说》中也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也就是说，进入明代中期，因商业经济的利润三倍于农事，所以从商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放弃农业生产从事商业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三倍之多，天下的百姓之中，十分之六七都开始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这就说明了，当时，全民上下都受到了从商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光是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人们对于财富的理解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儒家思想对商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二 、丘濬对国有专营制度的反思
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提倡以“抑商”为基本的治国理念，对富商也一直处于打击状态。比如，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曾经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发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命令所有商人要向官府报告自己的产业，凡是超过二千钱的就抽取一百二十文税收上交国库，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就每四千钱抽取一百二十文，称算缗。同时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称为告缗。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告缗成风，许多中家商户纷纷倒闭破产。
虽然打击富商的举措可以暂时充盈国库，杜绝商人过度地剥削农民，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但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这种行为，明朝的理学名臣“丘濬”就提出了反对的思想。
在明代的著名学者中，丘濬是对国有经济体系有过认真和理性思考的最杰出的一位。
宋代的司马光曾经反对过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但相比这位，丘濬的思想更为深刻。丘濬在他的传世之作《大学衍义补》中有几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反映了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观思想。“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汉武帝》剧照
丘濬说，自从桑弘羊变法开始就有许多的弊端，更何况后来的人才干不如桑弘羊，所以，执行起来怎么有成效呢？一般老百姓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通过商品的好坏、价格的高低、公平的取舍来交易的，可是到了朝廷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交易，东西要好的，价钱又是定死的，而且执行者又有私心再加上诡计百出，所以要想达到公平的交易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执政者还不如不来参与这些事情还好些。
丘濬明确反对了官府经商的弊端，他说，这些商业经济活动是商人们的事情，作为政府，只管制定出相关的制度让人们自由经营，不必过多干涉就好了。
接着丘濬又进一步提出了“安富”的思想。对于之如汉武帝等统治者打击富商的行为，他在书中说：“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
丘濬说，这种把富人的钱财夺了，分给穷人的治国之策，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有人说，官府经营，这样以来那些商人就没有机会获利了，所得的利润就都可以归于国库了。
对于这一点，丘濬也给出了反对的观点，他说：“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从丘濬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对朝廷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决态度，他认为，由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获取商人之利这是极其丢脸的事情。
然而，可笑的是，在丘濬去世以后的正德皇帝，果真成了与民争利大开皇店的第一人。他是历代君王中最喜欢赚钱的一个皇帝，当时的太监刘瑾更是公开“拍卖”官职，使得很多官员不得不举债行贿，时称“京债”。2001年太监刘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
而随后更有正德皇帝的孙子万历皇帝，1597年向全国广派矿税太监收税，而征税的太监成了合法的强盗，终于惹下了“矿税之祸”，动摇了国之根本，拉开了明帝国覆灭的序幕。
宋代时期，对于王安石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变法，他们当时只是看到变法当中的弊端，依然是以儒家思想的道德进行评判，并没有提出一些更有实质性的问题和思考。但丘濬则不一样，他在反对的同时，明确地将政府官员干预经营的弊端进行了辩论。
丘濬的提出的“安富”之说，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思想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
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余英时”考据，从明代社会可以看出，“士”与“商”之间的界限，比以前的朝代变得模糊起来，在晋商、徽商、江浙商帮云集的地方，开始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现象。三 、大儒家言论引发的“思想地震”——为商人正名
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的激增，三年中，参加科举考试的1500名，能考上的也不过只有50人左右，成功率也只有1/30。又加上“弃儒就贾”的风气越来越来明显，所以，许多在科举上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只得回家从事务农和经商了。
当时，民间还流传一句谚语：“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贾而成功也十分之九。”
江苏昆山一位名叫方麟的商人，曾经也考上了举人，是一名儒生，后来放弃了科举回去跟着妻子做生意了，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当儒生却去当一个商人？”方麟回答说：“你怎么知道儒生不能从商，商人又不可能是一个儒生呢？”
《王阳明》剧照
后来这位方麟去世，当时的大儒“王阳明”竟然为他写了一个墓志铭《节庵方公墓表》，其中写：“苏之昆山有节庵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不为士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焉，以求尽其心。”
王阳明是明朝最显赫的儒学大师，他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为学理开创了盛行明清两代的“阳明心学”。为商人写墓志铭，本已经是开先河的“第一人”，他在墓表中更是提出：“古代的贤哲提出的四民分业，遵循同一个道理，不同的职业都各尽其心，是没有任何高下之分的。”这个观点，如果放在其它朝代，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王阳明的这篇文章是宋明理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可以说，他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是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
后来，大儒学家唐顺之在一封《答王遵岩》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宇宙间有一二事，从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
所谓“屠沽细人”则是指中小商人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给商人写墓志铭是前代还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从说话的语气当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唐顺之对王阳明做出的举动是不赞同的。
但是，为商人写墓志铭，继王阳明之后还有一人，就是万历年间的著名文人领袖“顾宪成”，他也为一位名叫“倪景南”的江南大商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墓志铭。
顾宪成，何许人也？他就是写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千古名句的作者，“东林党”著名领袖人物，并创立了“东林学院”，人称“东林先生”。他说世间的人都对谈论财富很忌讳，可他并不忌讳。
顾宪成在《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中说：“昔司马子长著《货殖列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唱，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夫此何足讳也。”
宋代以前，文人一直秉着“利义分离”的理念。比如，《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到了王阳明和顾宪成两位大儒家这里，已经开始有了“义利交合”的观点，并逐渐抬高了商人的地位。虽然他们也得到了唐顺之等一些人的反对态度，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此时，已经不再是什么异端邪说了。
万历年间修的《歙县志》中便写有：“经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这也是对管仲、司马迁以来“农为本富，工商为末富”的一次思想上的颠覆。后来，这种以儒家的义来指导商人的“义利交合”的理念，日后也成为了商人最重要的处世原则。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因此也认为，15世纪以后的明朝，商人阶层已经明确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商人在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逐渐变成了“士商工农”。
所以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开始得到了提升。
参考资料：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褚华《木棉谱》
王阳明《传习录》
丘濬《大学衍义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