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白封建社会变法的背景及本质后，为什么失败就一目了然了。封建王朝变法的背景是社会底层民众所获资源逐渐少到接近临界点，将要影响整个王朝根基，其本质是变法发起者也就是皇族希望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剩余资源中通过一系列措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分配结构增加底层民众所得资源以维系或巩固自己的统治。通俗的说就是皇帝希望在自己这一份不减少的情况下，想办法减少其他特权阶级所得从而补充给底层民众，注定失败。王安石变法遭遇的强大阻力不是因为利息太高，而是因为利息太低，因为在没有青苗法之前，地主乡绅借钱给老百姓是收100％年利的，青苗法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也就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灵魂。
过去封建社会时期，爷爷借一笔钱，一直到孙子还不完是很正常的，越还越多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喜欢把钱往银行里放，可能骨子里害怕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必须倚仗其他特权阶层，要他们去推行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促进自身利益的损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更重要的在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注定是一步死棋，可以说不失败反而违背了“自然规律”，各朝代变法均如此。为了保持财政平衡，宋朝也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开源。一个敛财集团的代表在宋朝的呼唤中出现——王安石。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变法。为了节省政府的运输能力，王安石制定了运输法，允许转运使灵活处置税收，比如把大米换成土特产，从而节省运输费用；为了保证农民生产，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为农民提供贷款；为了控制物价，政府建立市易法；为了降低军事开支，王安石推出了保甲、保马和将兵法等。王安石的新法基本就是从这些人兜里抢钱，所以遭到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旧党的强烈反对。可宋神宗时期宋朝不仅要面对一直以来辽国的军事压力，而且和西夏已经打仗打了好多年了，国库空荡荡，不变就要亡国。
所以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清洗了朝堂，操控了胥吏，青苗法得以推广。到了后来的手实法、市易法操作起来又更加困难了，也直接导致了王安石下台，当时开封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全国的财富有八成都在开封地区流动，市易发动了皇亲国戚的蛋糕，手实法又要断大商人的根，加上青苗法损害了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几乎整个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都被新党得罪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高层完全脱离了基层，皇帝他们都没有到人民中去，听不到他们的实际声音，都是一些大臣之间的内斗，互相讽刺，互相挖苦。
变法自然知道是个长期的过程，一点一点留住好的，通过调查调整修改，不能再尤之后的全盘推倒，这就说不过去了。似乎是在对人不在于对事了。这样就只相当于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得到一个不能变法的结论。事实上却是还有许多可取的，但是这被全盘否定就有点过了。改革过程中是有矛盾，有瑕疵，但是不能一棒子打死，属实悲哀。宋朝的信息传递速度是按月、年来进行的，一项改革从中央推行到地方，再到收到反馈信息，可能一年半载就过去了，此时很多恶之花已经长成了参天的恶之树，结出了恶之果，而且很多反馈回来的信息实际上很多已经失去了时效，根本不能指导接下来改革，司马光面对这些恶果和无效信息。
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改革，要么不顾事实瞎指挥，这样的改革不可能成功。王安石把各地粮仓的粮食当本钱去推行青苗法，各地粮仓是干嘛的？是历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王朝常备的粮食储备，是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某地出现了天灾人祸后，粮食歉收，大量的农民破产，出现了流民灾民，都是要用粮仓里的粮食去赈灾的。这个钱能亏吗？不能呀，当地的官员亏空了国库的粮食是要掉脑袋的。但青苗法是上面推下来的命令得去执行，那怎么办？不能亏就意味着当地的官员要去判断借款人的信用，判断他违约的风险。科举考试也不考数学呀，你指望着各地官员去做风控基本也没指望了。然后王安石的新法只收20%的利息，一方面方便了贫下中农，另一方面也给国家增加了收入算是新法中比较主力推荐的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