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2日揭晓 谁将摘得桂冠？
2020年诺贝尔奖正在陆续颁布中，目前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五个奖项得主均已揭晓，仅剩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最早将于瑞典时间10月12日11时45分（北京时间17时45分）颁布。
颁奖仪式改为线上举行 每个奖项奖金增加至1000万瑞典克朗
今年对于诺贝尔奖来说将是十分特殊的一年。按照惯例，诺贝尔奖在每年10月份宣布获奖者，在当年12月举行颁奖仪式，地点为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获奖者将在颁奖仪式上接受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除此之外，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每年会举办诺贝尔宴会，获奖者将有机会与瑞典王室成员及政要人士一同出席。
今年9月2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官网发布，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12月将不再举行传统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颁奖仪式将改为线上举行，并将通过电视台和网络进行直播。诺贝尔晚宴也将不会举行，而改为在诺贝尔奖博物馆开展宴会展览的形式。仅有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将在奥斯陆大学礼堂举行，不过规模较小，观众数量将会减少，获奖者有机会亲身或通过电子方式参与。
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证书和奖章将在获奖者的祖国转交给他们，最有可能是在大使馆或获奖者所在大学的帮助下。
今年诺贝尔奖的另一大变化是奖金有所增加。今年9月24日，诺贝尔奖基金会宣布，2020年的诺贝尔奖每项奖金金额将达到1000万瑞典克朗（约762万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100万瑞典克朗。也就是说，六个奖项的奖金总额为6000万瑞典克朗（约4573万元人民币）。
这是诺贝尔奖奖金近三年来的第二次增加。2011年，诺贝尔奖奖金从1000万瑞典克朗减少到800万瑞典克朗。2017年，诺贝尔奖奖金金额从800万瑞典克朗增加到900万瑞典克朗。今年，每个奖项的奖金进一步增加到1000万瑞典克朗。
诺贝尔奖的奖金由诺贝尔基金会发出，诺贝尔基金会1900年成立，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为基础，该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资产管理保障诺贝尔奖的经济基础，并保证颁奖机构在遴选诺贝尔奖得主时的独立性。诺贝尔基金会还受托管理和精心开发在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商标和无形资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最初留下的遗产金额仅3100万瑞典克朗，通过投资，截至2019年底，诺贝尔基金会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49.02亿瑞典克朗。据诺贝尔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其投资组合的资金被配置到47%的股票基金和股指期货、9%的房地产基金、31%的对冲基金等另类资产，以及13%的其他资产中，2019年的投资组合资本回报率为16.6%。
诺贝尔基金会最主要的支出是奖金支出，另外还有诺贝尔委员会的补偿、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周费用、管理费用等。2019年，所有诺贝尔奖和运营费用的总金额为1.09亿瑞典克朗，这高于正常水平，因为当年颁发了两个文学奖（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2019年颁发）。
经济学奖将花落谁家？ 多个奖项或预测潜在候选人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会被谁摘得？有一些常年的大热门人选，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其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其最为著名的研究是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生已经先于他获奖，2019年的诺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的博士导师就是罗伯特·巴罗。另外还有提出D-S垄断竞争模型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该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共同提出，斯蒂格利茨已经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近年来国际贸易局势的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名热门候选人是以色列著名经济学家埃尔赫南 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现任哈佛大学国际贸易Galen L. Stone教授。其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创始人，这两个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
另外，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奖项得主也被视为是诺奖潜在候选人。例如，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以及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Clarivate Analytics Citation Laureates)。“引文桂冠奖”至今已经成功预测了57位诺奖得主，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均曾获得“引文桂冠奖”。
另外，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的获奖者也曾有多位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包括让·梯若尔（Jean Tirole）、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以及去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阿比吉特·班纳吉。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曾获得2014年度“引文桂冠奖”，又获得2019年度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也被视为潜在诺奖得主。他们共同建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熊彼特效应、避免竞争效应和结构效应，阐述了企业兴衰的原因，并揭示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政策和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等问题。这一模型也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一个重要且最有前景的分支。不过，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保罗·罗默刚刚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认为相同领域的经济学家两年内再次获奖的概率较小。
西北大学颁发的内默斯经济学奖(Nemmers Prizes in economics)也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关系密切的奖项。Nemmers奖自1994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有多位获奖者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也是热门诺奖得主之一，其于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2012年获得Nemmers经济学奖。阿西莫格鲁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技术、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人力资源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等。阿西莫格鲁是公认的高产型经济学家，其在MIT的官方简历上发表论文列有14页之多。
还有另一名呼声较高的经济学家戴维·克雷普斯（David M. Kreps），于1989年获得克拉克奖，2018年获得“引文桂冠奖”、Nemmers经济学奖。其对博弈论作出了较大贡献，研究关注动态选择行为和以动态选择为关键的经济环境。
不过，由于诺奖不公布候选人，并且对于获奖者的理论提出时间或贡献做出时间并没有限制，因此一直较难预测谁将获奖。
经济学奖小知识：最年轻的诺奖 84人获奖 2名女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自1969年开始颁发，仅有51年历史，其他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个奖项，但与其他奖项地位一致，其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瑞典央行于1968年设立了这个奖项。
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51次，共有84人获奖。诺奖规定最多只能发给三人，在经济学奖的51次颁奖中，共有25次只授予了一位获奖者，19次授予了两位获奖者，7次授予了三位获奖者。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其中，出生于1972年的法国经济学家洛埃丝特·迪弗洛，获奖时仅46岁，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首位获得经济学奖的女性。在全部诺奖奖项中，共有58次授予女性，其中居里夫人（Marie Curie）两次获奖，因此至今共有57名女性诺奖得主。
迄今为止，最年长的经济学奖得主是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他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已90岁。
到目前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没有多次获奖者。其他诺贝尔奖项有多次获奖者，例如，居里夫人获得了1903年物理学奖和1911年化学奖，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获得了1954年化学奖和1962年和平奖，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56年、1972年两次获得物理学奖，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1958年、1980年两次获得化学奖。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细数往届得奖者主要著作
[摘要]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文/时代财经 综合
2019年诺贝尔奖正在公布中，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17：45揭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该评选中最年轻奖项，于1969年才首次颁发，截至2019年共81人获奖。与其他奖项相比，获奖者普遍高龄，其中74位均在50岁以上，曾出现90岁高龄奖项得主。
往届回顾
诺贝尔经济奖的颁奖遵循对人类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每一年的获得者都是当下全球经济理论发展的杰出贡献者。时代财经梳理了近5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的理论和部分专著，管中窥探经济学研究的深邃与奥妙。
2018年关注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获奖，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保罗·罗默
保罗·罗默，生于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默的获奖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展示了知识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催生了大量鼓励创新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新研究”。
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构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保罗·罗默的著作主要以长篇论文为主，前述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罗默于1990年10月于《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内生技术变革》，奠定其在内生技术理论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96年发表论文《科学、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1998年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布与George Evans和Seppo Honkapojha合著的《增长周期》。
威廉·诺德豪斯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67年起，诺德豪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 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诺德豪斯是创建一个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的第一人。
据公开资料，诺德豪斯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等领域。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为应对气候变化了有效途径。诺德豪斯教授还研究了工资和价格行为、扩大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政治商业周刊、生产力、管制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新经济”。他对转型经济也有研究。他对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经济改革报有浓厚兴趣。
《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
诺德豪斯著作有《创新、增长与福利：增长过时了吗？》、《能源的有效利用》、《改革联邦政府管制》、《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其中，《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使用经济学工具和数学建模工具来分析延缓全球变暖的有效率的方法和无效率的方法。
2017年关注行为经济学
理查德·塞勒
2017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是理查德·塞勒，1945年9月12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先后在凯斯西储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67），罗彻斯特大学取得文学硕士(1970)和哲学博士(1974)学位。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他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此外，塞勒的研究领域还包括金融学领域、决策心理学，是行为金融领域的创始人之一，研究认知限制如何影响金融市场。
塞勒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Robert P. Gwinn金融和行为科学教授，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因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描述他的研究：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
与前述两位研究宏观经济和气候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不一样，塞勒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因此其著作更贴近人们的经济生活。他的专著有《助推》《错误的行为》《赢家的诅咒》。
《助推》是塞勒与卡斯桑斯坦合著的书。《助推》是一本关于行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塞勒指出，需要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政策进行优化设计，制作更便民的公共政策的工具，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卫生保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让人们更健康、更富有、更快乐的决策，对社会乃至全球都有助益的选择。同时，该书关于助推的理论对全球的养老制度起到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错误的行为》又是一本行为经济学领域颠覆性的著作，纵观塞勒的职业生涯，其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激进的观点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即拥有可预测行为且容易犯错的个体。在本书中，塞勒讲述了他将经济学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中带回现实的艰难之旅，其中的故事引人入胜，并且不乏诙谐幽默，彻底人们对经济学、对自己以及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购买闹钟、转售篮球门票，还是申请，都会存在某种偏见，所做出的决定与经济学家假设的标准理性模型相去甚远。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并不理性。而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出了更好的决定，也促使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
本书点缀着塞勒与传统经济学思想激烈交锋的有趣故事，以独特的方式探索了人类深层次的弱点。当经济学遇到心理学，碰撞出的火花将对个人、管理者和决策者产生深远和富有启发性的影响。
《赢家的诅咒》则是塞勒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关于经济学悖论和反常现象的杰作。本书深入探讨了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反常现象，用简明易懂、富有挑战性且很有趣的实验与案例，来阐述生活中的一些反常现象，例如：拍卖竞标的赢家往往不能实现预期的收益，甚至会遭受损失，这是“赢家的诅咒”现象；放弃一项物品损失的效用，会大于获得它带来的效用，这是“损失趋避”现象；一个人突然获得一笔小钱时，他通常会马上花掉它，他获得了一大笔意外之财时，却往往会存起来……塞勒剖析了这些决策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通牒博弈、禀赋效应、偏好反转、损失趋避、现状偏误等诸多领域中的行为经济学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将行为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深入地结合在一起。
2016年关注契约理论研究
2016年诺贝尔经济奖颁发了给哈佛大学的奥利弗路哈特、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路霍尔姆斯特伦，获奖理由是他们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奥利弗·哈特
奥利弗·哈特1948年生于英国伦敦，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计量学会、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获奖理由是：在80年代中期，奥利弗·哈特在解决不完全契约问题的一个社会契约理论新分支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单个合同不可能顾及到每一种可能性，该理论分支阐述了控制权的最优配置：即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由合同的哪一方持有决定权。哈特对不完全契约的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了新的理解，并且对多个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学和法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获奖时他已年近70，但在获得诺奖之前，他只出版过一本著作——《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这是他的代表作，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提出了“不完全合同”理论。哈特发现，现实中契约是不可能完备的，拥有产权的一方对契约的未尽之事有阐释权，也拥有具决定权的“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与分配。“资产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相伴相生，所有者有权以任何方式使用资产，而不必与以前的合同、习惯或任何法律保持一致。”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
2016年诺贝尔经济奖另一位获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也是一名高龄的学者。他1949年4月18日出生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是一名芬兰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拥有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芬兰汉肯经济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诺奖颁奖词提及，1970年代末，霍姆斯特诺姆阐述了“委托人”（如公司股东）应该如何为“代理人”（公司首席执行官）制定一份最佳合约，一般情况下，首席执行官的部分职务是股东无法直接观察的。霍姆斯特诺姆提出的“信息量原则”，明确论述了最佳契约应如何将代理人的薪酬与绩效相关的信息起来。
他与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让·梯若尔曾经合著《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该书主要讨论了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包括和国际金融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书中指出企业的收入可分为保证性收入和非保证性收入，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导致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资金继续有利可图的项目。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企业可以在内部贮存流动性，也可以从企业外部以多种方式获取流动性。
外部流动性主要有3种：消费者、和国际金融市场，分别分析了它们的运作方式以及优势和劣势。总体而言，的研究对学术界理解金融危机发生的机制是很有价值的，他们了偏离完全市场和一般均衡的相对完整的流动性短缺模型，很有开创性。
2015年聚焦消费
安格斯·迪顿
2015诺贝尔经济奖颁发给安格斯·迪顿，他也是一名高龄学者，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斐特思公学，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就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力无人可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Frisch Medal（奖给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论文）。得奖理由是“迪顿的研究推动微观、宏观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变革，对于福利研究也做出很多贡献。”
安格斯·迪顿专著有《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与牛津纳菲尔德学院经济学教授约翰·米尔鲍尔合著）他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1981、1982年重印，1983年修订后重印。至今重印20余次，在经济学界受到普遍欢迎。对于学习经济学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本书中利用对偶方法对这个课题做了一个完整且易于理解的处理。对偶思想被证明是消费行为经济学的现代研究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本书着重讨论该理论在福利经济学与计量分析中的应用。
该书的前四章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这些章还包含该理论到劳动力供给、耐用商品、消费函数、配给等方面的初步扩展。本书的其余章节分为三个部分。在其中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在选择和加总问题上的限制。第二部分的章节讨论了消费者指数、家庭特征、需求和福利比较，以及社会福利与不公平问题。第三部分扩展了消费者行为的范围，使之包含商品的品质与家庭生产理论、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理论、消费函数与跨期选择、耐用商品需求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
他另一本经典著作《逃离不平等》聚焦世界贫富分化与不平等问题，充满历史纵深感，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安格斯?迪顿用讲故事的方式，主要从健康和财富这两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将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融入其中，为我们讲述了生活和社会是如何越来越好，为什么进步会发生，以及进步和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2014年关注市场监管
让·梯若尔
2014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是让·梯若尔，他生于1953年，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副主编。 同时还是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发给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以表彰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
让·梯若尔在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82、1985年在经济计量学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两篇经典论《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 这两篇论文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1988年，梯若尔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理论框架的形成。自1970年代以来，博弈论方法的引入使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在本书之前，这些新的理论模型仅散见于各种期刊，尚未出现一本教科书，梯若尔《产业组织理论》是第一本用博弈论范式写成的教科书，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博弈论专著。
而在博弈论研究方面，梯若尔和弗登博格合著的《博弈论》从1991出版之日起，便成为博弈论领域最具权威性的研究生教材，为美国各个高校经济学系的博士课程所采用。作为博弈理论中最为经典、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最一脉相承、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书中涵盖了非合作博弈的全部重要内容，不仅包括策略式博弈、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性、重复博弈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等常规内容，而且还包括马尔可夫均衡这样的非常规内容。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博弈论领域中最前沿的教科书之一。
自1980年代中期始，梯若尔和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该理论框架的构建，确立了其在该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电信竞争》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1992年，在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上，梯若尔提交论文《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串谋与勾结是所有的组织或机构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早已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串谋与勾结会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
2002年，梯若尔出版著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国际金融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2002年底，梯若尔出版了《公司财务理论》，在公司金融理论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部一统江湖之作。学界评论，梯若尔令人耳目一新、驾轻就熟地给一个原本支离破碎和复杂得令人沮丧的领域带来了无可置疑的统一和简约之美。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投入的关注，在世界上可能数一数二，人们关注自然科学类奖项，是希望看到中国在基础科学上突破的信息。经济学奖不像文学奖那样充满争议，也没有自然科学奖那样硬核，但人们仍然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客观地讲，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学奖仍可能离我们十分遥远，这个判断似乎有点令人失望，但并非毫无根据。
经济学奖授予对象是那些在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上取得突破的人，从过往情况看，获奖者有的是把整个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成一个数理体系，有的是发明了GDP核算方法，有的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拓展到婚姻、生育、教育等领域，有的是建立了博弈行为的最基础模型。
这些理论或方法有用吗？有的非常有用，例如，没有GDP核算方法，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肯定会相当困难；有些理论的作用则非常间接，甚至作用不明，它只是增加了人们对某种经济现象、人类行为的理解，比如，效率市场假设改善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但它能直接拿来指导投资吗？很难！相对来说，今年得奖的理论似乎不宏大、哲学味儿不足，但可能更接地气一点，对实际的用处可能反而大一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特点，恰好是中国经济学的弱点，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力量主要投入到了应用，甚至是直接的政策应用，基础理论、基础方法上分配到的资源太少，人们提到“学院派”三个字时还带有一点贬义，这固然与现今环境有关，但恐怕更多反映了“学以致用”这一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多数都已引进到了中国，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有些理论和工具普适性较好，对我们制定政策帮助非常大，也有一些理论产生的环境与我们差异较大，实用性差一些，但不论合不合用，我们似乎更热衷于“用”，对发明新工具的热情并不高。所以，针对基本认知突破和基本工具发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可预见时间内难与中国结缘。
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是孙冶方经济学奖，其宗旨是“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但其历届得奖作品多侧重于分析、解释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得奖作品也有理论水平，但大多数是经验归纳层面的理论，而诺奖理论大多不为解决哪国的哪个具体问题，感觉两者不是一回事。回溯看，孙冶方奖论文著作很多时过境迁后让人感到陌生，也就是说失去了价值，不像诺奖那样，不管殿堂后来做得多么漂亮，你总能在墙上找到某年出产的那块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