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发现了两个坑，并发掘了数千件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夸张独特的青铜器和金绵菊，以及至今在现场没有发现文字或暧昧传说，令人生疑。
三星堆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是研究中华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今年，中国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新发现的六个坑有望进一步揭开这一神秘文明的面纱。
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未解之谜有哪些？仍在进行的考古发掘预计会带来哪些线索？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学院教授孙华，以及旧金山亚洲美术馆馆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徐杰，请他们分享此次发掘的最想要的谜团和“愿望清单”。
三星堆人为何挖坑？
“根据坑内出土的文物和发现的遗物，以及坑内没有随葬品和尸骨，我们把它命名为‘祭祀坑’。”1986年7月31日，主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陈在发掘日记中写道：自此，“祭祀坑”在三星堆研究中被频繁提及。
但是考古学家并不知道三星堆的主人为什么要挖这个坑。
器物的有序埋葬让人想起了祭祀。“底部是一小块，中间是青铜容器和面具，顶部是象牙。这不像倾倒垃圾，而是一种故意行为。”徐杰还提到，人们发现三星堆文物在掩埋前被殴打焚烧，但可以证明焚烧不是在坑内进行的。
而新发现的六物坑带来的证据似乎指向了其他方向。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牺牲了。祭品怎么能把神像放进去毁掉？牺牲怎么能埋没那么多东西？而且如果是祭祀，怎么可能把房子烧了，甚至把建筑垃圾埋了？”孙华告诉新华社，因为祭祀是一项常规活动，古人一般不会埋太多东西，杀一只羊和一只猪已经是一项很大的祭祀活动了。但是三星堆的坑就很不一样了。珍贵的金器、象牙和玉器被大量埋藏在一起。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三星堆人的这种祭祀会消耗整个民族和国家掌握的青铜资源，使他们以后不能再使用青铜器物进行祭祀活动，这种可能性很难让人信服。”孙华在之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孙华希望这次挖掘能为这个问题带来关键线索，主要是可以用来确定矿坑年代的证据。他说如果几个坑属于同一个时代，那么就是重大事件的产物，比如迁都、动乱；相反，它会支持牺牲论，因为牺牲是一个持续的、重复的过程。
“现场”是什么样子？
徐阶最想解开的谜团是三星堆的青铜雕像是如何组装放置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样。破案最重要的是什么？恢复现场原貌最重要。”他说，如果能恢复青铜器原有的空间关系，不仅会带来美的享受，还有助于获取三星堆人的宗教等方面的信息。
两位考古学家都期待这次考古发掘会带来更多的有机物品，认为这是恢复三星堆整体艺术形象的重要一步。
“我特别关注有机物。”徐杰说，三星堆雕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木雕传统，但木头本身容易腐烂。有证据表明，三星堆的人头应该是装在木身上的。
比如青铜头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前后两侧的尖颈形状与全身的领口一致，证明都是装在其他材料上的，很有可能是木质体。另外，在徐阶看来，眼睛夸张凸出的“垂直面具”可能一开始就被放置在高耸的建筑上作为构件。
1986年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及时识别和保存带有有机质的文物。
“就好像我们当时发现了金杖，但是金杖还在吗？当时没注意。如果你当时能仔细探索一下，也许能找到一点残迹。”孙华说
使是少量的残渣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金杖的木质部分是什么材质。许杰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种类，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考古学家应该重视任何的物质遗存，因为它背后承载了大量信息。考古的目的就是讲述器物背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任何线索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说。
是古蜀国，还是另外一种文明？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消失千年的文明，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盆地封闭落后的认识。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的遗迹。他们指出，三星堆文物上的鱼、鸟以及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几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学者对此建议谨慎。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
“在1986年两个器物坑发现以前， 无人能够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可能呢？”许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蜀国的历史几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址往后1000多年、东晋时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蜀国有关。“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与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强调三星堆都为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里只有几个字、几句话，这里的古蜀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过考古得到的信息，相当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这远远比文献多得多。”（记者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