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4月14日报道，央行工作文件提出，中国要认识到人口状况已经发生变化，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很舒服，是一笔需要事后偿还的债务；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一种跨代的巨大力量，它的反作用会导致人口的反方向变化；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不能弥补人口的下降。因此，应充分放开和鼓励生育，有效解决妇女在怀孕、分娩、幼儿园和学校的困难，采取综合措施实现2035年的长期计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央行在工作文件中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型不同于发达国家。
1.人口转型更快
第一，人口过渡期短。与发达国家持续一两百年的人口转型相比，中国自建国以来逐渐开始转型，预计到2035年左右进入第四阶段，前后将是80年。所以从人口膨胀到人口下降，从就业压力到劳动力短缺，时间更短，变化更快。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准备的时间长。
第二，人口统计窗口短。以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判断界限，中国1995年跌破50%，2019年41.5%，预计2030年超过50%，呈现人口红利
还有十年；另外，六七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退休，所以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口窗口只有35岁，比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要短。
2.老龄化更严重
第一，老年人规模大。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约8827万人，占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6亿和12.6%。中国老年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一。
第二，老化速度快。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90年至2019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7%，发达国家为2.1%，中国为3.2%，预计未来二十年将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000年至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从7%上升到12.6%，预计2022年将超过14%，老龄化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个过程只用了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法国(140年)和瑞典(85年)，也快于美国(72年)。
另外，在发达国家，老龄化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他们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是3万多美元，但中国的数字分别是1000美元和1万美元左右。
3.少子化更严重
从1950年到2019年，中国从高生育率国家迅速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总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总生育率从6.71下降到1.70，下降了5.01。同期，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的总生育率分别下降了1.28、2.08、0.33和1.00。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得更快。除了收入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如：计划生育加速生育率下降；家庭资源集中在独生子女身上，提高了抚养成本，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育龄妇女的减少和生育窗口的缩短也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
应对之策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费，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没有产出，所以自然反应是储蓄。解放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节约；使完美
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的比例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情况影响，难以改变；后者受目前女性意识的影响，提高比较快。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胞胎及以上)。不要犹豫，等着看现有政策的效果，而是利用一些居民想生就生，想生就不放，大家都不想再放就没用了。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分娩、入托、上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于生活、能够生活、想生活；提倡生育不仅是父母家庭的事，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防止储蓄率下降过快。要明白中国不仅肩负着发展的重任，还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就没有成长的路。其次，要认识到消费从来都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奢易奢，由奢易俭；要知道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试图改变，但是没有办法回到天堂，所以不要以此为例学习。第三，要注意投资。为了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虽然我国资本整体边际回报持续下降，但中西部地区的机器替代仍大有可为；有必要扩大对走向全球的投资，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仅存的人口红利。
三是推进养老改革.首先，养老金制度应该从即时支付转变为储蓄。我国现行养老制度的初衷是考虑养老储蓄的长期需求，但实施后实际上已经成为现收现付
As You Go。这在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也简单易行，但遇上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则难以应对。其次，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绝大多数人混淆二者并将二者置于养老金下统一讨论，给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实际上，两者的目的、产品性质、资金来源、缴费标准等都有根本不同。
从目的看，前者是为了构建社会基本保障网，后者是为了解决短视造成的跨期配置；从产品性质看，前者是公共产品（全覆盖、无差别），后者是市场化产品（有差异、有激励）；
从资金来源看，前者应财政兜底，后者则由企业和个人缴纳，政府不应补贴；从缴费标准看，前者是保基本，不应标准过高（基本而非奢侈），后者则可根据企业和个人条件、需求而变换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标准。
第三，妥善解决转制成本。在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个人账户；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转制成本，保持个人养老金缴费、支付连续，实现平稳转制。
第四，多项制度配合。有人认为养老改革可很快实现转轨，实际上任重道远。改革要么降低养老金标准，要么多付出劳动，以实现养老金可持续。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绝退休工资拿得比在职高的现象；后者可延长退休年龄，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养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业年金法律体系健全、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能力提升、居民养老保障和投资管理意识增强等为保障。
四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环境宽松。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创新要冒风险，如果人们知道即便失败，也有饭吃、有房住、有病看，就会敢冒险、敢创新。
第三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
第四重视教育。要重视母亲和少儿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认为创新性破坏难找规律），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文章来源：财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