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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的诱惑与困境

近日,“代孕”这个敏感词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被频繁搜索,引发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今天(1月19日)下午,央视新闻评论代孕和遗弃践踏底线:法律和道德是不能容忍的!

代孕是指在有临床指征的前提下,委托夫妇授权代孕母亲完成与委托夫妇有无遗传联系的胚胎的妊娠和分娩过程。代孕根据代孕母亲是否与胚胎有遗传联系可分为完全代孕和部分代孕。

代孕包括部分代孕和完全代孕:前者是指由代孕母亲的卵子和代孕方提供的精子形成移植胚胎,代孕母亲也是孩子的遗传母亲;后者更复杂。代孕妈妈不是孩子的遗传妈妈,移植的胚胎是由代孕妈妈甚至其他捐赠者的精子和卵子形成的。代孕妈妈只是“出租”她的子宫,而不是怀孕。

1990年,英国《人类授精与胚胎法》年批准代孕,并对代孕做了详细限制。2002年,美国第二次修订《统一亲子法》。在承认代孕合法有偿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代孕合同的效力、代孕双方的条件。

早在2001年,中国原卫生部就以部长令的形式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号,该法令第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今天(1月19日)下午,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再次发布声明提醒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可见,我国法律是严令禁止的,但这条灰色产业链一直存在。从相关数据来看,近几年代孕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原因是发人深省的。

在国内法律背景下,很多人为了避免一些法律问题,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去海外寻找孩子。

商业代孕在印度曾经是合法的。在2002~2015年间,印度一度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到2015年印度禁止商业代孕时,印度的代孕产业规模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在每年28亿,80%以上的客户来自国外。

据一些中国媒体估计,2012年印度代孕行业年收入达到120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高加索小国格鲁吉亚2016年的GDP。如此巨大的交易一定是由于巨大的需求市场。来自欧美、日本和许多发达国家的游客来到印度,怀着寻找孩子的心寻找代孕诊所。

很难衡量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是拯救了更多想要孩子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

代孕人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各种不能或者不想生孩子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但,真的值得吗?受益者究竟是谁?

众所周知,女性在怀孕期间,身体和精神会发生很多变化,这归功于激素带来的生命奇迹。因此,代孕母亲和其他母亲一样,在子宫内就与孩子建立了联系,甚至在分娩后与孩子分离后,也常常遭受情感上的痛苦——尽管她们知道并且总是打算把孩子交给自己的意中人。2014年,《伊朗生殖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份关于八位代孕妈妈经历的质性研究,研究显示,代孕妈妈对孩子有很大的情感依恋。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代孕应该被视为一种高风险的情感体验,因为许多代孕母亲可能会面临负面体验。”

通常代孕植入的胚胎数为3-5个,多胎妊娠率普遍高于自然妊娠。根据《英国医学杂志》的一份研究报告,多胎分娩会增加剖腹产的风险和住院时间,以及妊娠糖尿病,胎儿生长受限,先兆子痫和早产。

除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代孕妈妈有时也会遭遇中介或准父母的剥削。残酷的现实是,代孕福利的大部分仍然流向机构和行业。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一个孩子的代孕费用约为22400美元,而每个代孕母亲的报酬仅为8000美元左右。有前代理人表示,由于意向父母没有支付全部医疗费用,或者机构在发生冲突时没有为他们辩护,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流产或妊娠结局不佳会导致交易终止,使他们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代理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和压迫。

2020年1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副刊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产妇心理问题对CHD新生儿大脑发育的影响.由于母亲心理压力的增加而导致的胎儿先天性心脏病风险的增加

研究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胎儿母亲非常普遍

心理问题,导致胎儿小脑和海马发育受损。

也就是说,代孕有很大可能会影响代孕的代孕妈妈和孩子本身的身心健康。

代孕本身,其实是让最贫困脆弱的一群女性经历更大的痛苦,侵犯她们的身心与权利。代孕为富人提供了多一种生育选项,却以贫穷女性的健康、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代孕中介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同时也加重了对代孕女性的剥削。在BBC高分纪录片《代孕者》中探访并揭秘了印度的商业化代孕产业,一位代孕妈妈称:“我代孕,是为了以后让女儿不用当代孕妈妈。”

代孕妈妈只是为了“终于能存下点钱,改变一点生活”。但是,他们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包括孩子。

代孕这件事里,没有赢家,但只有孩子是完全无辜的。代孕妈妈及孩子都被当成“商品”来交易,而不是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代孕在一些国家不被法律允许的原因主要是其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父母身份认定的困难、对孩子性别的偏好、配子的商品化、医源性的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胚胎实验引发的人性危机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议题无法解决成为阻碍代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管子·八观》曰:“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生命科学向纵深迈进,既可以创造生命奇迹,也可能制造人类灾难。

2001 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则涉及到相关当事人的知情权问题,规定了实施人工生育技术应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当涉及伦理问题时,应当由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之后决定。另外根据该办法还指出,实施人工生育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为当事人保密,不得泄漏有关信息,并且应当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由以上的种种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了医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在涉及辅助生殖所引发的问题时,也积极努力的从法律与制度上进行规范。然而这些规范虽然有鲜明的法律立场,内容却过于宽泛而简略,且我们的相关立法当前还不成熟,几项大法和基本法中都还没有关于此类问题的法律规定。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势在必行。

也许,我们很难衡量代孕给选择代孕的各方带来的影响是否正面多于负面,但有一个是确定的,贸然开放代孕合法化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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